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动因分析——基于广州恒运的案例分析

以广州恒运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1999～2007年的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变化,得出了其发放现金股利的动因.分析表明,现金股利政策没有受到股权结构变化的影响,其发放现金股利既不是为了控股股东套现,也不是没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而是出于资本市场再筹资的考虑.     

信息网络时代咨询业加速发展的动因

分析了信息网络时代促进咨询业加速发展的政策动因、技术动因和经济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咨询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     

科技政策科学的思想与实践

科技政策科学是近十年来国际科技政策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以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归纳分析科技政策科学的基本思想,评述美国和日本发展科技政策科学的做法,分析科技政策科学走向体制化的特点和动因,指出科技政策科学新发展的意义。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及发展战略选择

本文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并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选择,最后就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国际化动因、经验与进入模式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国际化"跳板"观点,通过对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进行分析,检验了国际化动因(市场、战略资产和制度)对进入模式的影响,以及创始人国际经验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虽然本文在市场动因方面支持"跳板"观点,但在制度动因上得出相反结论,对战略资产动因的分析也未得到支持;与"跳板"观点不同,创始人国际经验不利于企业提高进入模式的水平,而且可以弱化市场动因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最后本文进行了针对性讨论。     

地方政府融资的风险与控制

从地方融资平台的现状入手,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风险,相应的给出一些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对策。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现状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也深受影响。结合国情,我国继续采取积极地财政政策,通过减税降息、增加政府投资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政策。为拓宽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资金渠道,央行和银监会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合规的投融资平台吸引银行信贷,并鼓励其通过债务工具进行融资。在政策激励下,各地的政府融资平台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截止2010年6月末。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城投债余额为4882．5亿元;再加上财政部代放的地方政府债券2670亿元,地方政府公开可以计算的总债务截至6月末已超过8．42万亿元。     

企业并购与投资银行业

本文主要讨论了企业并购及投资银行业在其中的作用,深入分析了企业并购的微观经济学动因,证明了投资银行业是企业并购的主要参与者,针对目前我国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中存在的产权、资本市场、企业和投资银行本身的障碍逐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了在我国开展主办投资银行制的构想.     

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理性思考

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产生不同结果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因而相关各方利益集团都很重视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本文通过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属性、选择动因的分析,提出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措施。     

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因素

分析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其风险和动力,通过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因博弈模型并推导出企业自主创新的条件,提出政府政策激励的迫切性和力度.     

降息对扩大内需作用的实证分析——谈降息对储蓄存款的影响

本文就降息对居民存款的影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实证分析。从抑制存款增长幅度方面进行建模、回归、实证分析,并对回归的结果进行了检验。在此基础上就降息对扩大内需作用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经济周期波动与利率政策投资效应的非对称性

在年度总量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对周期阶段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我国的分省面板数据对1997～2007年时段内不同经济周期阶段的利率与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了如下结果:一是利率政策效应在经济高涨与低迷时是不同的;二是不同经济类型的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存在重大差别;三是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具有结构性.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创业投资的政策性引导基金模式研究

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制度、能力、道德和资金缺失等方面的原因,所以不适合作为创业投资主体,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在创业投资行业有所作为.以政府资本为基础的政策性引导基金便是政府在创业投资行业的意志体现.政策性引导基金有着其他创业投资形式说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它可以为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信用担保和相关的优惠政策,这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     

多渠道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文章采用2004年-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西藏除外）,结合空间计量的方法研究了国际R&D溢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全国整体看,自主创新、对外投资以及出口贸易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仅有进口贸易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地区自主创新、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均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进出口贸易则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影响;中部地区自主创新和对外投资会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而外商投资、对外投资以及进口贸易则能提升中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西部地区,自主创新和进口贸易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进口贸易还能显著提高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各区域应采取不同的对外经济策略。     

美国经验与推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跨越式发展

美国税收政策在美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经验表明,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必须建立科学的、有效率的投资基金税收政策体系,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是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核心,必须科学定位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功能和机制。     

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的引资政策思考

对外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外资政策,跨国公司在华FDI规模不断扩大,外资质量也日益提高,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有利影响,与此同时引资政策的一刀切性质以及地方政府的恶性引资竞争也给FDI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在华FDI状况及相应外资政策,进而就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及外资政策得失进行了评价。     

价格管制、战略性创新激励与创新药市场绩效

构建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研究竞争市场中,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对制药企业创新激励和创新药市场绩效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价格管制并非总是降低制药企业的创新激励,在一定条件下,价格管制能够引导企业的创新投入实现社会最优配置;价格管制政策和医保支付政策合理匹配,可实现制药企业、医疗机构、患者、医保机构和政府的"多赢";政府的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对制药企业的创新投入进行双向调节,引导其实现社会最优配置,进而提高制药企业的利润和社会总福利;当管制价格高于社会最优的管制价格时,提高医保福利水平和降低管制价格均会削弱战略性创新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RANSBORDER DATA FLOWS

All countries are finding their economic growth determined increasingly by invest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the welfare effec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which industries are strengthened or weakened. Whether the technology is benign or not depends on the obj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he policies for achieving them. International policy must be geared to specific objectives.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整合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研究--基于管治的视角

我国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合。本文分析了工业园区整合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地方政府在工业园区整合中要基于管治的视角,充分发挥其作用和职能,积极处理好整合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关键在于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明确各利益主体的责任和权利,制定切实可行的协调工作程序,完善协调工作的组织管理制度,出台配套的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转移政策。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over the long wav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a simple explanation of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patterns over long wave. The analysis has two elements. One is the recognition that when innovations are embodied in new capital equipment, rapid innovation would be a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faster rates of investment required to generate an upturn in the pace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slower innovation would be an equally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slower rates of investment bringing about the downturn. The second element is Moss's previous demonstration (in Markets and Macroeconomics) that rational economic and business behaviour ensures that plant and equipment will not generally be transfered amongst very different activities in the short run and, in addition, that some, but not all, capital goods (such as machine tools) will be require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the production of all commodities. This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gives rise to multiplier-accelerator interactions and financial flows that explain the investment and, hence, the innovation patterns found over long waves. In consequence, the scop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s a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rument is more restricted than has been suggested by analyses predicated on the 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suggested and paradigms.     

税收优惠新政下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会计核算优化研究——以J公司为例

首先,从新政实施对研发费用会计核算的影响以及新政下高新技术企业会计核算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其次,为高新技术企业设计研发费用会计核算优化方案;最后,结合J公司研发活动,详细说明优化方案的应用操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核算研发费用和税收优惠申报提供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