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解决信访问题的新机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途径加以疏导,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影响到百姓的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实践中,人民群众迫切关心的大量问题通过信访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仍然存在一些信访案件长期积压,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状况。因此,探索解决信访问题的新机制势在必行。本文探讨建立阳光信访制度、改革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及健全疑难信访机制等路径试图构建有效解决信访问题的新机制。     

民意表达机制的建立与农村信访问题

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不再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农村干群矛盾得到了部分缓和,许多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解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村矛盾和纠纷都同时得到化解,一些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又浮出水面。同时,税费改革后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农村信访形势依然严竣。在信访问题产生前实现政府与农民的有效沟通,双方坦诚相见,使大部分问题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充分交流、充分讨论,从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不但能够使信访问题通过有效沟通而化解,减轻信访工作的压力,而且还能够建立一条新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沟通渠道。民意大会就是在信访前实现沟通的有效途径。     

理性认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信访问题,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不仅是信访者的难解之痛,也是党和政府、司法机关挥之不去的心病。造成涉法涉诉信访“洪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认识不一,实践中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做法也各异,要想解决这一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天下第一烦”的问题,...     

新时期农民信访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我国现存权利救济体系薄弱导致农民上访无序,信访机构权责错位现象严重,农民信访消耗成本高且效率低等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在维权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本文阐述了农民信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即农民传统维权思想根深蒂固、农民信访制度体系存在缺陷、农民寻求司法救济成本压力重。为解决农民信访问题应当构建科学且规范的农民信访体系作为制度保障,建立统一的信访管理机构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发展与完善信访代理制度来有效保障农民的信访权利,同时对农民进行理性信访的宣传教育等多种措施来解决农民信访存在的问题,使得农民信访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信访激励的法经济学分析——以信访者利益诉求与纠纷解决为视角

信访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属于缺乏消费弹性的刚性产品。信访的免费性激励当事人进行信访,但作为信访消费者的纠纷当事人,往往会沉溺于纠纷解决"沉没成本"的心理效应,而导致对于穷尽一切纠纷解决方式的信访兜底路径依赖,从而扩大了对信访公共产品的需求。作为信访产品提供者的国家,虽可以通过信访机制获得对代理人地方治理的绩效考评,改善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委托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过,这种改善的前提在于需要配套足够的上级信访受案容量,以免造成信访者为获得信访纠纷解决而产生的过频过度放大纠纷强度的逆向激励。但是,这种前提却存在着逻辑悖论,即为了满足信访的供应量而实现的放量信访纠纷解决公共产品供应,只会分流其他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反过来加剧信访本身的拥堵,进而使得信访制度这一公共产品劣质化。     

信访治理的法理思考

信访是带有较为浓厚中国色彩的社会现象，信访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也因此具有某种“中国特色”。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复杂化，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权力缺位、权力越位以及权力腐败所引起的利益冲突导致大量信访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信访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访治理问题，是中国法治建设和宪政建设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信访洪峰背景下的基层信访治理

本文探讨了江西省G市J区"宝塔式"基层信访治理模式的内涵、实质、层次、核心、做法及其成效,认为,只要坚持事要人为,为要实干,干要得法,就可能有效化解基层信访问题.     

论信访代议替代的不可行性

面对司法、行政手段都无法解决信访问题的社会现实,信访"弱化论"在借鉴西方民意表达机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信访并入人大的设想,即代议替代设想。虽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权力分配上类似于西方的议会,然而在权力制约、选举方式、决策程序等方面,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忽视我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区别,单纯的借鉴国外的处理经验不利于信访问题的解决。     

论信访管理创新

各地经济发展的加速,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社会矛盾也不断加剧,各地上访案件越来越多。当前信访制度已经不断强化上访人的权利和接访人的职责,但上访潮依然居高。因此,要坚守信访法治原则,加强信访管理创新,狠抓信访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理和高难度信访案件处置,以便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民众何以偏好信访——以冲突解决理论为视角

信访与信访制度,是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自生自发秩序.中国民众偏好信访,从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上看,是由于政党所承担的民意表达功能相对缺位.中国的政党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民意表达职能,现有体制内的民意表达渠道不够畅通.从行为上看是由于中国司法制度解决社会冲突的效能较低.中国的司法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中国民众社会纠纷与社会冲突解决的主渠道作用,已有的司法制度也没有完全适应现有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从观念上看是由于"官本位"的政治权威主义价值观的文化传统.在一个具有权威主义传统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是基于政府的表现,而且也基于人们对权威的崇拜和依赖.信访问题的解决,需要信访制度的创新;民众与政党之间必须实现民意的"组织化表达"和"制度化表达";同时必须构建多元化的冲突解决机制.     

苯和溴取代反应实验的改进

中学课本中介绍苯的取代反应性质时是以苯和溴反应为例进行实验的．若按课本上的装置和操作，将苯和溴混和好后，再加入催化剂——铁粉，烧瓶内液体急剧沸腾，大量的溴蒸气和溴化氢气体充满烧瓶上面的空间，并通过长导管进入锥形瓶，进一步弥漫到空气中，产生呛人的白雾和窒息的恶臭，造成严重的污染，锥形瓶中的蒸馏水也会因溶有溴呈棕黄色，这时再用AgNO3溶液来检验蒸馏水中的溴离子缺乏说服力．另外，实验结束后，把烧瓶内生成物倒入水中，生成的溴苯因溶有溴而呈褐色，尽管在教学中强调是因为溶有溴而发生了颜色变化。     

浅议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的缺陷与启示

德沃金根据抽象的平等权理论对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作了新的阐发,提出了资源平等论,这一理论构想包括拍卖模式和虚拟保险市场两个部分,分别解决初始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平等问题。试就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缺陷进行分析,并就其对我国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提出一点思考。     

以列维纳斯爱的伦理观解读《奥赛罗》中的人物形象

《奥赛罗》以嫉妒、盲目、报复为主题展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与无助。列维纳斯的伦理观把爱作为伦理的基础,强调他者的不可知性和他异性是自我对他者回应和负责的根本原因。只有忘我的以他者为中心、对他者敞开心扉才能让爱的伦理关系存在并延续。借助列维纳斯的爱的伦理观阐释《奥赛罗》三位主要人物对爱的不同处理方式,可以揭示出导致人物之间伦理关系破灭和导致的爱消失的原因,再现莎士比亚这位文学巨匠的超前历史眼光与社会责任感。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效的探索

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但是,"纲要"课程开设之后的教学现状却并未令人满意。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增强"纲要"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活跃课堂气氛,进行开放式教学,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挖掘历史资源,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以提高教学实效为目的的探索。     

提高“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效的探索

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但是,“纲要”课程开设之后的教学现状却并未令人满意。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增强“纲要”课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活跃课堂气氛,进行开放式教学,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挖掘历史资源,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以提高教学实效为目的的探索。     

大学校园“边缘区现象”引发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校园和城市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区域,即所谓的大学校园“边缘区”。以系统分析法对由边缘区地段的特殊性引发的“边缘区现象”的成因,特点及发展方向进行深入的思考．     

人-自观念演进的否定之否定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不同文明时期相适应的人-自观念。从"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再到"和谐共生",这是人-自观念演进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合理的因素,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     

完善航空公司安全管理职能的若干构想

传统的航空公司安全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缺陷,不利于构建安全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完善组织机构、理顺关系,统筹兼顾地抓好风险管理,强化激励机制,完善安全保证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安全管理部门的各项职能,有力地推进航空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     

2001年全国高考数学选择题的多种解法

选择题是标准化试题的主要题型,在高考数学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高.考生能否迅速、准确、简捷地解好选择题,成为高考成败的关键.如何提高解题速度,确保做题质量,这就要求考生有合适的解题方法和技巧.下面就2001年高考选择题的多种解法进行分析.     

加州大学的治理变革及启示

从控制走向协调,以治理代替管理,既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也是美国公立大学一直努力的方向,而加州大学则是将这种努力践行得较为彻底的一个成功典范.这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加州大学一方面通过与政府签订协约、引入市场机制、寻求校外群体的支持等形式来弱化政府的管制色彩,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董事会、学术委员会等治理机构的协调作用,为大学自治提供一系列的缓冲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