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景明与李梦阳

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何景明与李梦阳并称大家,声震诗坛,雄视天下。二人以复兴古道为己任,“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王廷相《大复集序》)推波助澜,形成了整个明代最有声势的复古潮流。流风余韵,不绝于后;从明中期到明末期,绍述者大有人在,改朝换代至清初,其影响仍存。 何景明、李梦阳之前,主明文柄者为李东阳,李东阳因位居宰辅,故天下向风。“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不道。”(《明史·李梦阳传》)弘治十六年,何景明在京造访已“以文章雄视都邑”的李梦阳和边贡,“语合”而相得甚欢。(见     

关于“何大复年谱”若干问题的考证

何景明(公元1483——1521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别号胎簪子,不常用,河南省信阳市人。 何景明是明代前期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批评,诗赋文章,样样皆精,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与李梦阳发起并领导了明代前期的文学复古运动,开一代文风,领一代文学风骚,成一代文宗;成为明代“前九子”的领袖人物,与李梦阳并称“何李”或“李何”;也是明代“十子”之一;与李梦阳、徐祯卿、边贡又有明代“弘(治)正(德)四杰”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何景明的文艺批评思想,诗赋文章,为历代批评家所注目,自明至今,对其批评的著名学者,不下二百家。     

论何景明的文艺思想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和李梦阳并称,为“前七子”的两大领袖,曾通力提倡“复古”,反对“啴缓冗沓,萎靡不振”的“台阁体”,一时天下文士翕然风从。 《明史·文苑·二》中说:“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     

信阳俊逸人 巾带含风流——论何景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

何景明是明代的重要诗文作家。《明史·文苑传》认为他与李梦阳是转变明初诗风的代表人物: 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於斯一变。近世诸文学史论何景明者多沿袭此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明代文艺思潮,认为明代有复古与启新二种潮流,并说: 后来李、何、李、王与公安、竟陵,互相水火,即因各据一端,不能全备诗道,於是成为牴牾而相容了。这对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变起了推动作用。进而学术界又认为这种新旧的冲突,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对文学的影响,这一认识从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是应当肯定的。然而,一个时期文艺思潮的涌起,不仅表现在后浪推前浪的起伏中,     

词尾“复”、“自”例补

复,本是副词,自本是代词,这是语言界所公认的。但“复”“自”尚可作词尾,则鲜为人知。《中国语文》89年第3期发表了刘瑞明《<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词尾主要分布于名词、形容词两个区系之内,由刘文中可知,“自”“复”以分布     

论《史记》的复笔

古人认为,叙事之工者,当以简洁为主。司马迁写《史记》“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可谓言简意丰,峻洁精练。但是,纵观《史记》文章的语言,重叠累书的复笔现象却又不在少数。清代的《史记》评论家牛运震甚至说：“它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②此外,从宋代的洪迈、陆游、明代的陈仁锡到近代的李景星和当代的钱钟书等名家也都对《史记》的复笔现象作了充分地肯定和褒扬。我们认为,就总体而言,《史记》的确十分峻洁简练,但为了写人叙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司马迁又灵活地运用了复笔,而大量使用复笔,不但没有…     

李梦阳年里考

明代有名诗人李梦阳,和何景明、边贡、徐祯卿被称为弘正四杰,又是明代七才子之一。关于他的年里,在一些传记中的记载上存在着某些分歧和错误,本文拟加考订,以就正于读者。《明史·李梦阳传》载:“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父正,官周王府教授,徙居开封。”王世贞说:李梦阳“庆阳人也,从其父宦游之大梁遂家焉。”这和     

略谈何景明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今信阳市)人.据孟洋(仲默表弟)《何景明墓志铭》记载:“其高祖太山由罗田徙居信阳”.其父何信,曾任地方小官吏.景明少年聪慧,天资颖异,《明史》称其“八岁能释古文,弘治十一年(1498)举于乡,年方十五”,号为神童.当时宗藩乡绅争差人去背负一举成名的何景明至家为客.何所到之处观者如堵,一时传为佳话.又四年,即弘治(1502)年,举进士,授中书舍人.从此,他结识海内名士,与李梦阳、徐贞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等号称“七才子”,也就是中国文学史所称之明代“前七子”.前七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何正是首领人物.正德戌寅(1518)年,何景明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辛已(1521)年,何以“形劳虑深,猝然呕血”为故,不久弃官南归,遂至溘然长逝,年仅三十九岁.     

康海文学思想初探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弘治七子”(史称“前七子”)为排除“台阁体”诗文和“理气诗”、“八股文”等虛饰、迂腐的文风而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确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前七子”在率领“文学复古运动”的过程中,至正德年间却出现了分化:李梦阳倾向于刻意拟古;何景明则倾向     

明代士人何景明家族史事考略

何景明是明朝中期的著名士人,在明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何氏家族由鄂入信,迁徙之路颇具传奇色彩.从何景明四世祖何太山迁居信阳,到官至太子侍读的景明之孙何洛文,信阳何氏家族中代有才人,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景明的诗歌理论——兼论何李之争

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有《大复集》。明弘治、正德间的著名诗人。早年追随李梦阳倡复古之论,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海内翕然景从,为明音中兴之胜。”以后与李论文不合,反复诘难,两人交游亦分左右袒。何李之争,生前之轩轾未定,身后之玄黄不息,明清以来,诗家毁誉不绝。近三十余年来,于何、李的创作,意外地冷淡,于他们的诗歌理论,虽间有论述,然几乎众口一词,以“复古倒退”、“形式主义”,弃之如敝屣。虽茅盾先生多所肯定,然积重难返,迄无反响。笔者深有感焉,乃不揣譾陋,仅就何景明的诗歌理论及何李之争,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同义复用：语文教材编写不可忽视

同义复用,这在古书中颇为常见,古代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复语”或“重言”。顾炎武说：“古经亦有重言之者,《书》‘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遑即暇也。”（《日知录》卷二十四）,王念孙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的殆亦疑也,古人自有复语耳。”（见《读书杂志》卷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说：     

闽粤婚俗“回门”仪式渊源考

“回门”仪式乃是指新婚夫妻相偕回女家有亲之事,闽粤地区婚后礼“回门”仪式有其丰富的内涵及根源。从清至民国修治闽粤地方志可知闽粤二地多有“回门”仪式之行,且往往视“回门”即为“归宁”。这种风俗承继中原文化而来,且深受文公《家礼》影响;而此仪式见于文公《家礼》,但不载于历代循之不废的《仪礼》婚礼,且其他经籍史传所载之“归宁”亦不同于“回门”。今谓“回门”即“归宁”者,实与历代经籍史传所记载有所别异;观历代载礼之书,自《家礼》始录有“回门”之仪,自明代首见于官方礼书之中;至清,则有“回门”、“归宁”二者混用情形。总而观之,“回门”初始乃为民间习俗,至明代则有久俗成礼之迹。     

何景明年谱新编

何景明年谱新编金荣权何景明，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河南信阳人。生于公元１４８３年８月６日，逝于１５２１年８月５日。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为明“前七子”中的领袖人物。何家祖居湖北罗田，元代末年，恰逢黄巾军起义，景明高祖何太山为逃避战难，从罗田迁居信...     

何景明与明弘正信阳作家群

信阳人才盛于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人才辈出,蔚为大观。明人叶朝阳云信阳自“敬皇帝(年号弘治)以来,巨公鸿儒,云蒸霞蔚。人握荆山之璧,家传邺下之编……功业文章,被于天下。”文学方面出了明前七子之领袖何景明,并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信阳作家群。所以李梦阳赞叹“南州实才窟”。这里我们拟对这个作家群体的特色及其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个初步介绍与分析,就教于读者及同好。     

注重学法指导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现代教学不仅要求学生“学会”,更需要的是要“会学”。明代学者王阳明提出:“学问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不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的作者埃德加·富尔精辟地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而且不会自学提高,不会自寻信息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没     

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文学思想

对于复古,何景明与李梦阳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在对文学史检讨与批评的基础上,何景明提出了典雅与流转结合、写实与寄兴结合的文学创作准则;何、李的复古目的在于“改制”,一方面是要改变八股时文,但更主要的则是借秦汉、盛唐的文学精神使沉寂的明代文坛重焕光彩,恢复活力。但何、李二人虽同是“复古”的倡导者,由于二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追求,使得何景明无法恪守李梦阳的古“格”与古“调”,而更倾向于“登岸舍筏”,力求摆脱古诗人的规范而加以创新,致使二人取舍异路,产生了分歧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李梦阳与何景明论争时间初探

明代“前七子”中的李梦阳与何景明曾发生过一次文艺思想的论争。这场论争一直引起后来学人的注意。但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记载,以至后人对其论争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或云“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或云在正德五年,也有折衷其二者,认为“名成之后”的诋諆 ,即是发生于正德五年的笔战。弄清楚李、何争论发生的确切时间,对于研究何景明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乃至进一步研究明代“前七子”及正德年间诗文发展的情况,都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对李、何论争的时间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市民文化思潮中的屈原

生活在明代嘉、隆年间的汪瑗,著有《楚辞集解》一书,是现存明代《楚辞》研究较早较完备的著作。其中提出的不少新见解,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市民文化精神和市民文化思潮的特点,展示了与汉、宋人不同的风貌。归有光称誉其书“连城之璧,见重当时”(《楚辞集解序》),焦(立龙)肯定其见解“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是正”。(《楚辞集解序》)本文仅从汪瑗对屈原的历史改塑,探讨其时代的文化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