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气与箫音－读李肇星的诗集《青春中国》

李肇星是一位面对豪强知道自己骨干硬度的外交官，他的诗无一不是来自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青春中国》表现了他浓得化不开的家国之思和记忆与反思的哲辨之光。     

存在的艺术和艺术的存在——“转向”时期海德格尔艺术思想探析

文章简要梳理了海德格尔存在之思与艺术之思互释的思路历程,指出“转向”时期的重要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和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是海德格尔从存在去规定艺术和用艺术来阐释存在的尝试,体现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艺术本质观和文艺批评观。海德格尔对艺术的形而上沉思,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最终的答案,但他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和追问,已将艺术哲学引领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境界。     

试论孔子仁学的超越性

孔子以“天命”为其仁学形而上之根据,把“仁者爱人”的思想融通于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从而化凡俗为神圣,实现了对“天命”的超越、对奴隶制血亲关系的超越、对政治权力的超越以及对“利”的超越。这种超越性集中体现了孔子的道德理性、人文关切、历史使命感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这也是孔子仁学的真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     

评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人性理论

1 古代唯心主义人性论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先秦时代,孔子的"性相近"开了"性善论"之端,最早提出"性善"学说的是子思,孟子也是性善论者,但与子思的学说又不尽相同。孔子的"性相近"是有发端意义,但他没有明确提出"性善"学说.子思才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性善论"者。子思的《中庸》开篇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天命为上天之所命,人所有的天命就是人性。人能按照人性之德而行,就体现了人道,体现了人道就达到了"至诚"的神境,"至诚"之人就能发挥人的善性。子思还借孔子之言全面阐发儒家的     

《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

荀子固然反对“大天而思之”,反对“从天而颂之”,反对“望时而待之”,反对“因物而多之”,反对“思物而物之”,反对“错人而思天”,但他并不主张“勘天”,并不主张“征服自然”,并不主张“人定胜天”。荀子所主张的是“物畜而材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荀子所谓“有物之所以成”,就是无望于天而有专于人;其所谓“制天命”,实质就是“人成天生”。     

庾信入北仕周的心态辨析--兼论其"乡关之思”的复杂性

庚信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尤其是对庚信入北后的心态及“乡关之思”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庚信性格具有矛盾复杂性，其生平遭际的曲折变化与独特性格相结合，形成他多变的心态与丰富的情感，他在诗中，借用大量典故来寄慨抒怀，“乡关之思”由此产生，“乡关之思”具有哀梁亡、悲民生、叹身世、恋故土等多重涵义。     

孔子的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学《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似曾相识燕归来——《内蒙古教育》创刊50周年感怀

伴着新年的钟声,《内蒙古教育》走过了创刊50周年的历程。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尽管是对人生而言,但对于办刊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何谓“天命”?姑且不论形而上之“天命”。若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天命”则可看作自然界的必然性,也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童真与诗心的空间：阮章竞的童话诗探微

阮章竞在建国后特殊的政治时期完成的童话诗,以＂童心＂＂童趣＂来赞美真诚、良善的美好品质,既容纳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又承载了他的故园之思、文化乡土之思。童话诗的创作,为作家提供了慰藉灵魂、安顿诗心的精神栖息地,又为他丰富的诗艺美学提供了一个探索的全新空间,具有立体而多元的诗学价值。     

海德格尔对诗的六种界说

海德格尔从“存在”思入“诗”并不是偶然突兀的,而是经历了一番沉思之漫游的结果。海氏对诗歌的思考也留下了这条漫游的痕迹,这使他在不同时期对诗歌作出了不同的界说：诗是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诗是真理之创建;诗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诗是道说神圣的歌唱;诗是对诸神的命名;诗是持存之创建。     

析政治哲学之思

历史悠久的政治哲学已发展成为当下的"第一哲学",然而对其所思对象的论争还在持续不断。通过对其逻辑的分析与历史的考察可知:政治哲学之思是对政治的理性之思、善治价值之思以及对政治哲学思想之再思。归根结底,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性追寻,是一种对政治形而上的求索与创新,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     

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

上博简《诗论》第21-22号简有孔子曰“‘[文]王在上,於卲于天’,吾美之”一句。沿着这条线索,考察《诗.大雅.文王》等古代典籍,可知,以“帝”为中心的“天国”建构是周人的创造。文王之所以受命称王,是因为在周人看来,他能够由人间而上达天庭,并在天上侍奉上帝,因此得天眷顾。孔子相信天的伟大与神威,相信文王有上天下地的神力。他对《文王》之诗的赞美,对文王的崇敬,实在是出于对天命、帝命的信仰和崇拜。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这样的观点,以为孔子不太关心天命问题,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爱国情与相思泪——兼谈诗歌的比兴寄托手法

比兴寄托是我国诗歌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之一。其中借助男女情爱表达故国之恋、怀乡之思，更是各种爱国诗歌的惯用手法。最早可见之于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当年屈原遭到楚怀王嫌弃放逐之后，他依然不甘寂寞，一心维系着国家安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毫无疑问，他求索的是报国之门，救国之道。但他在诗中并没有直言其事，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与谢氏家族风习

谢氏家族深为社会的旷达、清谈之风熏染而好自然，诗涉玄理且描摹山水。谢灵运的名士风流是他家族风习的沿袭，其山水诗的声誉为谢氏诗人之冠，在当时诗坛上的成就并不等同于山水诗的开创者；他在山水诗创作中的性之所适与思之所适的结合，导致人们对他状山水有佳句而无佳篇的批评，但这正是他山水诗的特征及其未能拓展纯净山水诗境界的原因所在。     

二十四诗品：中国文论的诗眼画境

胎孕于诗性文化的中国古代文论，就其语言方式而言是哲理诗，就其义理铺敷而言是写意画，《二十四诗品》则是她的诗眼画境。司空圉既是以诗画一体的八思厦言说方式传中国文论“拟容取心”、“思与境偕”之神，又是用诗．心画意架一道“象”的彩虹而将中国文论渡往“象罔”之境。诗眼之传神，画境之写意，全在象罔之中。异哉，表圣诗品得诗性文论之玄珠。     

对元稹《离思》五首之四属于悼亡诗的疑议

人们普遍认为“元稹《离思》五首之四”是作者对亡妻韦丛的悼念之作,表达了对亡妻一往情深的真挚感情。此诗因表达手法与表现形式的高妙,历来被推崇为“悼亡诗作”中的精品。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离思》五首之四并非“悼亡诗”,而是元稹为他年少时的爱人双文（即崔莺莺）所作的“艳诗”。本文认为《离思》五首之四非“悼亡诗”,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艳诗”之列,并就此展开了具体阐述。     

欧阳修的主体生命意识——从思颍诗及其序文谈起

欧阳修的思颍诗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章主要立足于狭义上的思颍诗与续思颍诗,以其两篇序文为切入点论述欧阳修“思颍”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生命意识。从欧阳修的肉体与思想两个角度剖析他的生命关怀与人文关怀,最终落实到以“人”为本的生命观照。     

道学与王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

王阳明诗歌随其学术的三变,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归越及赴谪诗,气格高豁雄豪,体现了他求道的坚韧与执着。伴随着心学体系的建立,他的龙场与滁阳诗境界高远,精微渊穆。在赣及南征思田时期,既是他建功立业之时,也是他心学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尽脱红尘之气,沉郁老成,光明俊伟。三个阶段的诗歌,深刻反映了一个道学家的心路历程。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还是写景诗、说理诗,都是他道学情怀的艺术表现,既有道学之玄奥,兼有诗家之本色。     

欧阳修“思颍诗”篇目考证及文本分析

“思颍诗”是由欧阳修创作的与颍州有关的诗歌,寄托了欧阳修的思颍及归隐之情。欧阳修在《续思颍诗序》中虽明确“思颍诗”有30首,但未指明具体篇目,因年代久远,欧阳修思颍诗稿遗失,学者在对“思颍诗”篇目考证时争论不断。文章根据欧阳修的两篇序文及其书信札记,对“思颍诗”具体篇目进行考证,并分析了“思颍诗”的特点以及“思颍诗”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蕴含的人物情感。     

落絮游丝皆有情--唐代诗人的杨柳情结

唐人写下了大量的咏杨柳的诗，这些诗在《诗经》表送别、六别人表相思、岁月流逝意象的基础上，拓展了杨柳的意象，使之成为诗人发思古幽情的媒介、表盛衰之感受的载体，更作为一种市侩人格的象征。杨柳的外在形象，经唐代诗人审美内化后，融入复杂的情感因素、化内涵，折射了唐人意蕴复杂的杨柳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