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与秦晖同志商榷

秦晖同志撰文认为,从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城市职能、生产领域、经济运行机制与运行规律等方面考察,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都比汉代相差很远。此说不符合汉唐历史实际,难以成立。从货币发行量、货币制度、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看,唐代货币关系绝不比汉代逊色,且有明显发展;从唐代国家财政收支构成看,货币所占比重明显高于汉代;唐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均明显超过汉代;汉代根本不存在“平均利润率”,唐代市场机制与汉代并无质的差别。     

论贾探春——兼与王永同志商榷

贾探春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刻划的人物之一。如何认识这个艺术形象,对于全面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作者世界观的矛盾以及作者的主观意图和创作效果的矛盾等问题,有着直接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在《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中,贾探春显然算不上出类拔萃之辈。但在贾家四姊妹中,贾探春却无疑是个佼佼者。曹雪芹是抱着满腔热情来歌颂这个人物的。第三回探春第一次出场,作者就以抒情诗似的文笔,介绍了这位“四春”之冠:“削肩细     

人文素质教育与写作学建构——兼与陶嘉炜同志商榷

近年,高等职业教育迎合市场经济对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突出了职业属性,使职业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随着职业属性的过分强调,出现了“职业至上”的功利主义倾向,对高职课程设置常常以实用为标尺,作目光短浅的取舍,职业技能的培训,占了过分的比重,课时一再增加,而对文、史、哲等人文知识的课程一砍再砍,即使开设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文知识课,课时一压再压,尤其是不重视基础写作课程,常常用应用写作或公务员写作代替基础写作。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不重视人文知识的学习。其结果,培养出的学生成为“畸型人”、“单面人”,他们     

试论灵感的生理基础——兼与刘奎林同志商榷

灵感产生的前提是沉淀在潜意识中的,以记忆形式储存着的已有知识经验或已思考的课题;灵感是显意识的,而非潜意识的;诱发灵感的主要因素是大脑皮层神经过程的兴备和抑制相互诱导规律及相似联想和语言启发;灵感之所以持续时间短暂是因为激情维持时间短暂。     

对信息本性的思考——兼与刘长林同志商榷

随着系统沦、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科学方法论的引进和传播,信息这个概念已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甚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概念也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被人们普遍地使用着。但是,信息的本性或本质究竟是什么?怎样给信息的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一致赞同的认识。人们的思维活动是借助概念来进行的。如果我们对一个概念的本性还没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就难免不出现理论上的偏差和赶时髦的形式土丈倾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信息的本性进行认真地思考和讨论。刘长林同志在《中国杜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上发表的《论信息的哲学本性》一文,正是一种对信息的本性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     

试论社会主义地租问题——兼与张朝尊等同志商榷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具备产生地租的各种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地租的存在是必然的.那种认为我国现阶段在业不存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社会主义地租与资本主义地租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论——兼与薛志贤同志商榷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了薛志贤同志《对改革现行哲学体系的意见》一文,读了很受启发。薛志贤同志提出现行的哲学体系要改革,这个意见很好。他不同意把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自然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我都同意。但是,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体系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总论;历史辩证法(即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即辩证逻辑),作为三个重要组成部     

唐代的“进状”、“关白”与唐代弹劾规范——兼与胡宝华先生商榷

唐初弹劾制度,御史得专弹劾,不须禀告中书、门下及御史台长官.但从唐中宗始,御史弹劾过程逐渐增加了“进状”、“关白”程序.“关白”的本意是纠正武后朝御史弹劾的混乱现象,对保证弹劾质量,规范弹劾秩序是有益处的.李林甫专权后,“关白”程序严重扭曲,沦为限制御史弹劾权的工具.唐代中后期,君权、相权,御史台长官、宦官势力等,对御史弹劾权的争夺,导致“进状”、“关白”频繁兴替,折射出唐代监察制度运行的复杂情况.     

谈体育系办学方向兼与张洪潭同志商榷

看了张洪潭同志《对体育系办学方向的探讨》一文后,以后简称《探讨》。我对《探讨》中几个观点提出质疑,并与张洪潭同志商榷。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兼与张安祖同志商榷

在我国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写了不少脸炙人口的好诗,《长恨歌》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在这篇记述李杨爱情始末的长诗中,成功地把现实主义的写实和浪漫主义的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故事优美动人,情节委婉曲折,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而且抒情、叙事、写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它既发人深省,又给人以美的享受。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不外三种意见:第     

对体育系课程设置问题的初探——兼与张洪潭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张洪潭同志题为“对体育系办学方向的探讨”(以下简称“探讨”)一文。文章认为,目前我国体育系的办学方向存在着两种偏差:一是在运动技术教学中存在着偏重“多能”、忽视“一专”的倾向。二是在课程设置中存在着偏重理论课,轻视运动技术课的倾向。文章提出,体育系应减少学科比重,加大术科比重,“一专”应是“多能”的前提。对于上述观点,我们持不     

全面、完整地认识学校体育教学的任务——兼与吕春林、陈昌平等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学校体育教学的任务,辩证地处理好体育教学各任务之间的关系,是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实现学校体育总目的的前提,也是广大体育教师长期来一直关心而又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关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整个教育界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有人在教学过程中较强调能力的培养,有人则强调知识的传授。从十八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开始至     

古希腊竞技“非功利”观的再思考——兼与宋江东、吴嘉玲同志商榷

在认识古希腊竞技价值观的问题上,“橄榄枝荣誉”的“晕轮效应”使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非功利性”观点则是鲜明的典型。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史料为基本依据,在反思古希腊竞技“非功利性”观点的同时,提出要正确把握“古奥运会”与“古希腊竞技”两个不同的概念;辩证地看待古希腊竞技的荣誉与“利”;通过多维的文化视角洞悉古希腊竞技的精髓。     

我对马克思劳动过程三要素说的理解——兼与薛志贤同志商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一节中明确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并且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资本论》第一卷202,205页)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称为“劳动过程三要素”说。薛志贤同志在《陕西师大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论生产劳动的要素及其产品》一文(以下简称“薛文”),对劳动过程的三要素说提出了疑义。薛志贤同志认为:“生产劳动的要素不只有三个。固然,劳     

也谈武勇、武艺、武术的本质区分——与孙金亮同志商榷

为了便于叙述,把孙金亮同志的《浅谈武勇、武艺、武术本质区分》一文(见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教学与科研》1983年第3期)简称《武勇》。《武勇》文中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论点: (一)“武勇”一词来源于原始社会。 (二)“武勇”是从实战出发的“执技论力”活动。武勇是简单动作组合。     

也评韩信请封齐假王——与董平均、宋彩霞同志商榷

韩信请封为齐假王,出于对个人利益及权力的争取,是一种居功请赏及争权的行为,而与"加强对齐地的控制"、完成"东西夹击楚军的战略部署"无干。     

泛论我国高等教育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结合：兼与宋继新同志商榷

】发展竞技运动不可忽视对运动员的教育。“教”与“竞”两者的结合尤其是高等教育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结合,不仅意味着运动员受教育的程度,还标志着发展竞技运动的一种体制。笔者从实际出发就“教”与“竞”结合的必要与可能、形式与内容、办法与效果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述,认为应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和进行两者的结合,应当恰当地去看待“结合”与“体制”的关系。     

盟津地望再探——与吴郁芳同志商榷

吴郁芳同志提出盟津在风陵渡说难以成立。通过对偃师商城存在时间与武王伐商的时间差、盟津与商王畿的关系、武王首次伐商攻占盟津的事实、盟津地理位置的考证、武王伐商行军路线的考证研究 ,盟津当为今河南省孟县西南部的孟津。     

关于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与丁宝兰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在《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载《哲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中,对于柳宗元世界观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加以探讨,并批判了“四人帮”把柳宗元看作“杰出的法家”的谬论,这是有意义的。但是,丁同志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反天命思想部分仅仅“居于被支配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因而他的世界观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甚至说他没有“一星半点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气味”等等,这种观点,我们还不敢苟同。这不仅关系到对柳宗元这一唐代著名哲学家的评价问题,而且还涉及     

唐代宦官奉佛思想探微——以西安碑林馆藏墓志为例

唐代宦官奉佛之风十分兴盛,从西安碑林新藏宦官及宦官之妻墓志可以看出他们奉佛的思想根源。墓志反映,唐代宦官或为佛陀庇佑,或为禳灾灭祸,或为祛病回生,或为避满招损,从而虔心归佛。通过考析新出土的唐代宦官及宦官之妻墓志,可以达到据史传以考遗刻,复以遗刻还正史传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