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潘金莲两性关系的文化阐释

《金瓶梅》作为一部反映晚明时期人生世相的世情小说,是以对两性关系的揭示作为展现世情的一个重要手段。小说中人物的两性关系,都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潘金莲在两性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恶德恶行,说明欲望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会因对它无限制的追求而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而走向恶,而潘金莲本人既是男权社会结出来的恶果,又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萧红小说的女性写作姿态

在萧红的作品里,既有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也有一个个萎缩、自私的男性形象;既有对封建男权社会的猛烈批判,也有对国民性的深刻揭示.从而阐释了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思考.     

从《红字》谈霍桑的女性意识

本借用女性主义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对美国名作家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进行探讨。在《红字》中，霍桑揭示出女主人公海丝特在清教男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批判了男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厌女意识；并且通过把女主人公海丝特的坚强和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同男主人公的软弱和对命运的无助进行对比，颠覆了男权社会把女性作为“客体”的传统观念，在自己的想象“红字”世界中为海丝特赢得了一个“主体”的位置。正是通过对海丝特这一女性人物的塑造表达出霍桑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     

习染与异化：“化丑为美”的潘金莲

艺术家具有独特的揭示丑的本质的能力,进入艺术殿堂的丑渗透着艺术家否定性的评价,把丑变得更典型,便从反面肯定了美,体现了合目的性的“善”。潘金莲是一个被社会、家庭、生活扭曲的畸形人物,是封建男权土壤下孳生的恶之花。《金瓶梅》用“化丑为美”的手法,从她身上挖掘了与众不同的人性的异化和毁灭。她残忍阴毒、淫荡成性这一独特性格的形成是独特的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所决定的。《金瓶梅》采撷恶之花有其特殊的美学追求。     

沉重的祭品——曹七巧悲剧内涵再探

从社会体制、性别文化及人的恶魔性因素对曹七巧这一让人可怖又深感可怜的“变态人格”的悲剧内涵进行探析,进而揭示传统封建宗法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唤取人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论男性文本中的“妖女”形象——以《尘埃落定》中塔娜为例

《尘埃落定》中的塔娜，有学者概括为“花妖狐媚型女人”、“放荡型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她和作品中的其他女人一样，身上承载着男性中心话语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作为一个“妖女”，她和男性作家笔下的其他“妖女”一样，成为男权话语下男性欲望的投射，在欲望化叙事中，为男性中心话语所妖化。“妖女”多歧路，却殊途同归，是男性潜意识的代言者。     

女性身体的秘密——小说《神仙世界》女性主义视角解读

高长虹的《神仙世界》通过对女性生活贫困的叙述,揭示了女性的物质贫困与男权的经济剥削。透过对男女情爱之殇的叙述,揭示了女性的情爱之痛与男权的始乱终弃。凭借对男女欲望之困的言说,洞察女性的欲望压抑与男权的欲望陷阱。     

女性消费文化的社会意义分析

社会性别差异导致女性消费成为一种“代理消费”，这揭示了消费化所隐藏的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关系以及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消费化具有竞争性、功用性美丽和功用性色情以及媚俗的社会特征，这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塑造女性消费化的社会化机制有：生产消费化、媒体消费化和都市消费化。女性消费作为一种化，其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社会意义的欲望基础上。     

一曲“圣母”颂歌——解读《对立的力量》中的母亲

“母亲”形象的书写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在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同族男性的性别压制下,黑人母亲形象的书写不仅被白人话语异化,还受黑人男权话语的扭曲。本文通过解读《对立的力量》中的母亲形象,思考“圣母颂”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母亲这个被抹杀了“自我”意识的“他者”怎样迷失于男权文化中。     

管中窥豹--从祥林嫂的悲剧看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鲁迅先生的《祝福》以祥林嫂为当时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述说了一个关于女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如何悲哀地生且悲惨的死的一生。本文通过对故事情节的剖析，力图揭示在旧中国封建的男权社会的环境下，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残害及其深层根由。     

李渔的婚恋、女性观

李渔的婚恋、女性观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封建的女性观念，对必须格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也提出了批评。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加之他本人拥有的特定经历，使他仍尊重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地位，没有彻底放弃男权至上的立场。     

从中国文学作品看女性意识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经历了自发和自觉两个时期。在自发时期,女性意识更多的集中于爱情婚姻和家庭领域,缺乏对男权社会中妇女被压抑地位的清醒观照,更缺乏对女性特质的审视精神。而自觉期的女性意识从一开始就对妇女地位有了较为明晰的的指认,尤其是对被男权社会压抑多年的女性欲望进行了大胆的肯定和表现,对女性主体性进行了全面阐释。     

妖女与镜－－林白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及其困境

林白以其尖锐而执的女性主义立场与姿态使其小说呈现鲜明的反男权传统的判逆性。她塑造了一个个充满女性欲望并难以被男权传统规范所界定的“娇女”形象投入到那场女性的“一个人的战争”。然而，异常强大的“菲勒斯中心”却设置了一座无所不在的“镜城”，林白也难免身隐其中，于是其笔下的一些女性也就如同“镜中的花朵”般凄凉地开放、枯萎，延续着红颜薄命的宿命。     

从梦珂到阿毛──丁玲早期小说重读

丁玲在其《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早期小说中,以不同于其他同时期作家的全新意识,从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社会,观照人生,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群怀着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执著地追求自我、追求灵肉一致的理想性爱的叛逆女性形象,展现了“五四”时期女性觉醒的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和必然的悲剧命运,揭示了男权中心社会必然会解构的历史倾向。     

解读陈染小说中的女性心理困境

陈染作为一个女作家,创造了女性欲望书写的独特话语文本。她站在女人的角度,将对于男权神话的颠覆和拆解作为一种日常的文本策略,具体表现为“恋父”与“审父”情结;对姐妹情谊的书写。     

海明威对性、性别、欲望三位一体传统观念的质疑

文章应用朱迪思·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从三个方面:换装、性别角色转换、同性恋欲望,即巴特勒所说的“颠覆性重复”对海明威两本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伊甸园》进行探索,试图阐明海明威并不是一个提倡传统性别角色、拥护男性至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力图解构男权社会中的性、性别、欲望三位一体的作家。接着进一步指出:这种对传统的背叛并不代表海明威倡导性别转换或同性恋,而是揭示海明威对现代社会中社会性别角色变化和重构的深深关切。     

试论池莉作品对爱情神话的瓦解

“爱情”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一直被奉为神话。而池莉却用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对爱情进行了瓦解。她认为初恋源于对异性的好奇,一见钟情来自欲望冲动,爱情的最终目的——婚姻充满了功利,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孤独抗争证明了男性的不可信任,浪漫爱情只存在于诗里,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的。     

从《红字》中看现代女性意识

霍桑通过揭示主人公海丝特所处的清教男权社会“边缘”地位,深刻地批判了男权社会中极为普遍的厌女意识,并且通过把海丝特的人生逆境坚强抗争与男主人公对命运无奈进行对比,颠覆了传统的男权社会总是以女性作“客体”的观念,在自己想象中建构的“红字”世界里替海丝特赢取了一个“主体”地位,正是通过海丝特这样一位女性人物的塑造,让人们认识了解到了作者内心的女性主义意识。     

传统孝道与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当代际遇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投射出社会发展的每一次变革。传统孝道的变异与封建政治的强殖入侵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现代家庭结构和功能的深刻变化、社会文化视角从社会到个人的转变促使传统孝道不断整合，在“以人为本”思想的解构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现代孝道重构要坚持“以人为本”，才能达成和谐、公正的新孝文化。     

论曹禺戏剧中知识女性形象的悲剧特征

曹禺通过对一个个女性悲剧命运的描述,揭示出在新旧社会交替时刻,中国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繁漪的疯狂、陈白露的自杀、愫方的出走。这些美好的女性的毁灭引起我们对她们悲剧命运的深思。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力被剥夺,经济上的不能独立,在社会中没有地位,沦为男性的附属物,几乎无力抵抗其强大的异化力量。这一切,注定了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对个人的爱情、自由、人生、幸福的追求,只能是悲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