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汉代拟骚诗在文体层面对屈骚的继承与新变

汉代拟骚诗是对屈骚的解读之作,在语词、句式、修辞手法、体式等方面均受到屈宋辞的影响;但受汉大赋的影响。又表现出重铺排罗列、描写细致以及骈偶化、整饬化的赋体特征。     

屈骚意境影响杜诗论

作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源头的屈骚,其诗歌意境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自然形态、社会形态、历史形态、神话形态这四大精神家园之媒介,在诗人溯古探今、上天入地的不息追寻中,强烈抒发怀才不遇、忧国忧民、固持操守、忠君爱国的深厚感情,从而形成具有崇高、悲壮、凄怆意蕴的屈骚意境审美特征。屈骚意境,经过杜甫的潜心揣摩与自然融通,形成了其诗所蕴含的崇高悲壮、沉郁顿挫风格的意境之美,从而使其诗歌别具骚雅之魂魄而焕发出空前的艺术生命光彩。     

论辛弃疾词的屈骚情结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曾言屈原之功“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亦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他们都是具有实际政治才干的伟大时代歌手,相同的国难际遇,一致的爱国深情,以及同样的救亡图存奋斗之路,使他们都具有坚毅的自信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器大者声必闰,志高者意必远”,辛弃疾受到屈原“爱故土、求美政、哀民生、修美德”精神品质的熏陶感染,其词具有浓郁而深刻的屈骚情结,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屈骚风骨与民族精神

＂屈骚风骨＂是指具有审美性的屈原人格精神,其实质是将真理和道义担当到底的悲剧精神,可谓中国人的＂脊梁＂精神。＂屈骚风骨＂弥补着儒、道人格精神之所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屈骚风骨＂最突出的体现在那些坚守正义、抗击腐恶、正道直行的士人身上,如汉末的＂清流＂士人和明末的东林党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屈骚风骨＂亟待发扬。     

屈骚神境论

屈骚以大量的神话意象、鬼神意象、香草意象构成了其非常独特的内容,我们把这些意象统称为神性意象。根据意象的不同特点,我们把神性意象分为三个系统,即神游意象体系、神怪意象体系和神人意象体系。屈骚神境即是建立在此意象系统之上。神境可谓是屈原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具备较高艺术性的同时,亦含有丰厚的诗学意蕴。     

论船山词的“屈骚”情结

船山一生孤忠爱国,其词嗣响屈原《离骚》,体现出浓厚的“屈骚”情结,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屈原《离骚》的倾慕;抒发爱国深情,塑造崇高人格;香草美人手法的运用。     

宋词之“言情”与屈骚精神

宋词之"言情",所言之情多是个人化的感情,往往以伤花惜春、相思怨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大量的花草意象、幽独的美人意象、执着无悔的情感追求与屈骚"香草美人"的抒情模式和"九死未悔"的情感品质相契合.深入剖析其中的内涵,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词体的文化传承和美学内蕴.     

宏观研究与微观考辨相结合的典范──《屈骚探幽》述论

《屈骚探幽》是赵逵夫先生十几年来呕心屈赋研究的一部代表性成果。如果说他的《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方位考察的话,那么,《屈骚探幽》则主要是从文艺学、美学、阐释学的角度对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作了立体式探索。     

论屈骚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屈原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是屈骚精神的基点。从汉到今，人们对屈子个性精神与爱国精神两个方面的争论与探讨，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对屈骚精神的基点和特征的提出对当今的人文精神的建构颇有启示。     

屈骚性恋原型的渊源及功能

楚地巫文化中"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祭仪中的性别搭配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娱神方式。屈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产生于楚地的巫文化,与这种娱神方式密切相关,可以称之为性恋原型。性恋原型在与祭歌关系密切的《九歌》中表现为潜在的性恋结构模式及哀伤的情感取向,这种结构模式和情感取向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了《离骚》,以及《九章》部分作品的情感表达甚至审美特征。正是这种原型的运用,使建构于楚文化的屈骚之"发愤以抒情"具有"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说话"的强大召唤力、感染力。     

屈骚对明清时期湖北诗歌创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湖北文人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仿骚写作现象,文士们在诗歌命题、句式、词语方面袭取屈骚的体貌,在意象方面青睐"香草美人"和"鬼神",在抒情方面继承多忧善怨的特色,在价值方面延续了屈赋的现实主义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诗歌创作之所以明显受到屈骚的影响,显著的原因是他们崇拜屈原,皈依屈骚,对屈骚的传承和发展怀着强烈的使命感,有意识地继承屈骚的传统和精神。明清时期湖北文人的仿骚写作为诗坛画出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和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惠，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诗行间的生命吟唱——屈骚语言艺术解读

屈骚鲜明的语言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缘情重丽的特征。比兴、设韵、错落、对偶、铺陈，以及语气助词“兮”和结篇所用“乱”皆使诗篇形式华而，情长意绵。其语言艺术与中国传统诗词也有着诸多共通性，并且表现出国人共同的诗歌审美心理特质与情趣追求。     

论司马迁对屈骚传统的接受

司马迁写作《史记》时,明显接受了屈原及其作品的传统。他不仅接受了屈原浓郁的抒情色彩,而且接受了屈原的文艺思想和其独具魅力的人格。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论屈骚的审美特质

屈骚作为“衣被辞人,非一代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学现象,具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识。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屈骚的审美特质,分析了屈原的美学精神,并深入探讨了这种精神形成之原因。     

传统屈骚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

屈骚批评传统久远而源远流长，传统屈骚批评自汉代起便与儒学和经学结缘，批评家多服从政治伦理的评价，以思想内容的好坏、政教作用的大小来衡量屈骚，用汉儒说诗的理论和引此比彼的方法着力于对其思想内容及价值取向的挖掘，而对楚辞独具的诗义和艺术手法均有所忽视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歪曲。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局限是古代屈骚阐释中最为显见的不足，对于传统久远而日益沉滞的屈骚批评而言，新的批评方法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新的方法终于在清末民初隐然成形。     

戴复古诗歌屈骚精神的美学风范

屈原与屈骚精神是戴复古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关历史人物话语。纵览戴复古之作,可见其诗学的主体精神溯源屈子,远绍杜圣,近承放翁。此种诗性精神对他的时事诗、山水诗、咏物诗创作影响甚巨,而这一接受历程在南宋时期显得弥足珍贵。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