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非政府组织:地位、影响及其困境

依据有关国际法,非政府组织凭借"咨询地位"或"观察员"身份积极参与了历次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但因为气候谈判的特殊性、主权国家主导气候谈判的现实格局、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面临资格问题、非政府组织内部存在"南北问题"、非政府组织数量增长过快但质量下降且问责机制缺乏等原因,非政府组织对气候谈判的实际影响力受到限制。不过,非政府组织始终都是当前和未来气候谈判格局的一个影响力来源,中国在设计国际气候谈判战略、战术过程中,应重新定位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并有效运用其在谈判过程中的影响力。     

中美欧关于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设计——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中美欧不仅是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体,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特殊,因而中美欧的谈判立场对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设计至关重要。中美欧在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法律地位、指导原则、减排承诺以及适应问题等核心要素上,既有共同立场,但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中美欧三方的立场与其在2020年后国际气候谈判中追求的利益密切相关。从目前来看,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将是国际法约束力较弱、应对气候变化雄心偏低但参与方较广的混合式软性气候治理机制。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1980年代以来,随着气候问题逐渐被列入全球政治议程,及其全球治理的深入展开,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成为国家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本文详细审视和分析了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类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从形塑气候理念到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它们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影响个体国家的气候谈判立场和政策,它们能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施加重要影响,而且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因此,如能恰当利用它们的作用,将会很好地增强国家治理气候的能力。     

跨学科理论范式:反思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困局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温室效应日益明显,同时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促使能源需求剧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约国通过一系列会议与谈判,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共识,但由于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因此一直呈现出较为困难的磋商、博弈与合作的局面。在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全球即将进入"后京都时代"之际,我们有必要借助哲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视野,有选择地通过阐释学美学、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交往合理化等理论范式审视当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局,深化我们对其生成范式、机制特征和复杂性的理论反思,以促进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磋商谈判与合作策略的研究。     

全球气候谈判为什么那么难?

回顾近年来在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和利马举行的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许多人的感觉是全球气候谈判怎么那么难,一直都谈不完。类似的困难仍出现在巴黎,简言之就是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一个原则,意思是: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但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在具体担负的     

“囚徒困境”套住了气候谈判

2009年12月7日—18日,全球192个国家的代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共担",尤其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成为全球的关注重点。会议虽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但遗憾的是,会议达成的仅仅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目前,国际气候谈判呈现出耗时长,实质进展缓慢;参加国多,各方矛盾重重;措施操作困难、承诺难以兑现等特点.背后的原因除了从气候变化自身的特性考虑之外,还应从经济角度、国际政治和国际法角度来分析.     

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局与中国战略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将引发全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格局。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赤字的进一步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一些新变局：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相互渗透、互相嵌入,形成了动态的互动格局;发达国家将气候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进行融合,气候政策的武器化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分野扩大,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南北阵营化趋势再一次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多主体、多层级趋势进一步凸显,深刻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取向。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中国需要根据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变局做出战略选择。     

非政府环保组织与联合国气候谈判

近些年来非政府环保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并为全球环保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将以著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盟——气候行动联盟为例,探讨非政府环保组织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发挥的作用,正式国际合作制度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时的缺陷以及非政府环保组织自身的独特优势为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积极参与将推动联合国气候谈判更公开、透明、民主、公平。     

论国际移民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转向

国际间人口流动的规模不断壮大促使国际移民正从一个边缘性政策领域转变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密切相关的主流议题.由于观念认知陈旧化、族群议题政治化、移民问题安全化等因素,当前治理领域面临一系列困境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转向.为推动全球移民治理趋于善治,国际社会应以改革为导向,完善全球移民治理,构建一个参与国双边治理、地区多边治理、全球多边治理相结合的多层次的有机多边治理机制,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不断适应国际移民跨境迁徙格局的新变化,支持完善多边体系、促进共同发展.     

数字贸易背景下新一轮电子商务谈判的中国方案：机制与策略

在国际贸易领域,各国、各地区以及各大国际组织间的谈判博弈经历了由传统贸易谈判向电子商务谈判的转变,当前的国际间贸易谈判已聚焦于数字贸易领域。在数字贸易背景下,国际间贸易规则的博弈愈发激烈。中国是国际贸易谈判、电子商务谈判全球新规则构建的核心推动者,需要结合国情,努力打造符合中国数字贸易发展阶段的"中式模板"。选取66个中国参与的国际电子商务谈判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案例和导致结果的原因为导向,本文得出国际电子商务谈判达成一致的必要条件和取得阶段性成果的5个条件组态,设计出中国应精准选择谈判方、构建有效谈判机制、迅速判断本国特定议题权力和议题联系机会等路径,提出国内治理机制水平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提升以及跨境电子商务实践优势转化等策略。     

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国际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制度性话语权多由西方国家所把持,中国并未获取与自身经济实力、国际义务等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此,应从中国缺乏全球气候治理经验、西方国家对中国无理指责的现状出发,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活动、提升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度等方式,提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气候门事件及其产生的影响

在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国际社会都在探讨如何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在2009年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大会召开的前夕,爆发了部分科学家操纵科学数据的"气候门"事件.这给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以可乘之机来反对气候谈判,也给IPCC评估报告的可信度带来了影响,并相继引发了"冰川门"和"亚马逊门"事件,最终这些事件没有改变气候变暖人为因素影响的科学事实,但是引起了科学界对科学研究态度的思考.     

国际营销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国际营销谈判是国际营销的重要环节。在国际营销谈判中 ,沟通风格、谈判策略、决策方式以及对冲突的处理都受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规范的影响。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 ,克服文化障碍 ,避免自我参照标准 ,有助于在国际营销谈判中有效地实现跨文化沟通 ,实现谈判的成功。     

全球气候治理的“第三条路”?——以新兴大国群体为考察对象

全球气候政治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主权民族国家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全球气候政治的"南北两极",使全球气候治理难以避免走向失灵。新兴大国群体化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该群体"抱团打拼"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     

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思想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社会党国际带来了巨大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党国际主张积极应对全球化,进行全球治理.其全球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政治优先,突出政治的责任;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采取各种措施,保持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聚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相关物理问题

知识背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中国的参与和抉择

气候变化问题是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中国是国际气候制度的重要制定者和气候治理的关键参与者。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是一个包括环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综合的利益取舍过程,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时,中国应在明确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对怎样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做出重要的战略选择。     

全球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和体系革新

环境治理的推进需要环境伦理的指引，离开环境伦理的指引，环境治理便会迷失方向。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环境伦理需要在更高的全球格局上去把握，如此需要一种全新环境理论的产生。推动气候治理的伦理转向是突破全球环境伦理的重要内容。论文从全球视野审视气候正义与环境伦理的演进，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环境伦理的转向，从而为全球环境伦理缺失的国际社会走出气候治理困境提供全新的革新路径。     

当前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问题

冷战结束后,环境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它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环境政治促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构,环境议题拓宽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作用空间;环境问题面临多方面现实困境,治理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和消除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