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体与新诗格律

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那封信里,又再次强调要吸取民歌的形式和养料。新诗须百花齐放,才能真正走向繁荣。而认真研究和努力学习我国各族劳动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民歌的特点,则是解决新诗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所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论周作人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兼谈与其民歌研究之关系

周作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家，也是我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文艺论著中提出他的新诗主张，对诗歌的本质与特点，诗的地方色彩、民族特色与个性表现的关系，诗创作对诗歌语言简练、含蓄的要求，新诗人将古典诗歌优秀的抒情传统、表现方法与外国现代诗歌的艺术精神、表现技巧融合以创新的正确态度，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思考等，都作了完整、系统而周密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诗创作实践，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初创、构建与变革当中，曾有过不可忽视的贡献和影响。他的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与其民歌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值得关注。     

论闻一多对新诗规范化和民族化的独特贡献

闻一多发起的新诗格律化运动,确立了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同时也使之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源流.闻一多所提出的"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原则与新诗形式格律化的主张,既是新诗规范化的步骤,又是新诗民族化的途径,两者是合而为一的.这是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     

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

民歌是劳动人民创作的诗歌,是我们民族文学的瑰宝。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历来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革命导师对民歌一向十分重视,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最近发表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为我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自古以来,民歌都是开一代诗风,给诗人的创作以巨大的影响。我国两千多年诗歌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一种新诗体的兴起和变革,都离不开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注入新鲜血液。优秀的民歌,特别是新民歌,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民歌,从中吸引养料和形式,为创造广大群众喜爱的新体诗歌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诗鉴赏训练

1999年高考语文在文学鉴赏方面又开拓了新领域,由古典诗歌的鉴赏扩大到现代诗歌的鉴赏,选用了现代著名诗人艾青的《我爱这片土地》。这种新诗鉴赏估计在今后几年将继续沿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新诗鉴赏方面的训练,以提高对于新诗的鉴赏能力。     

朱湘对白话新诗的贡献

朱湘善于用诗歌来叙事状物、抒情表意,充分表达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真切感受,从而为新诗注入了现代内容;他还注重对我国古代诗词歌赋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新诗的民族化以及新诗诗体建设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在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的同时,还努力让新诗同西方现代诗接轨,为白话新诗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青的警戒与中国新诗的隐忧——重新审视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

艾青在"朦胧诗论争"中的姿态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解读。这里有人事关系的某些误会,也存在着诗学趣味某种的分别。不过,从更深的角度分析,艾青的批评又主要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观察,或者说是出于对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创作问题的觉悟。艾青的诗歌观念中包含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中国新诗"形态"的理想,正是从这一理想形态出发,他对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充满了预见性的隐忧,其诗学价值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新诗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对诗歌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文艺创作的实践,使他具有一般文学艺术家所无法企及的理论修养和审美能力。对于我国新诗的创作和发展,他给予过热情的关怀,他的文艺思想和诗歌观点,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大的深远的影响。文章以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和解放区的诗歌运动为例证,论述了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中国新诗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历史经验。作者指出,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诗歌的本质特征、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诗歌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诗论,会给我们多方面的深刻启示。     

民族化大众化的卓越诗人─—简论张志民的诗歌创作

张志民在“五四”以后从新诗革命到革命诗歌的转变中走上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并形成了根植于民族化大众化土壤中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后期创作虽有所变化和发展，但其传统风格仍放异彩。     

喜迎东风赋新诗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日理万机,昼夜为中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操劳不息,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却十分关怀,对新诗创作也给予特殊的关注。一九五七年《诗刊》创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对新诗创作提出了“精炼、大体整齐、押韵”的要求;一九六一年诗歌界对新诗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毛主席又及时地作出了光辉的指示,指出新诗要在学习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今天,华主席又亲自批准发表了一九六五年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     

毛泽东诗学理论的特征与中国新诗的出路

毛泽东诗学理论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诗言志是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诗歌创作与欣赏规律的揭示和独创性的理论建构是其主要内容,实践性、体验性、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其理论体系的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诗应以新诗为主体,但新诗又太自由,太散漫,不能成形,因而遭到读者冷落。他主张应当借鉴古典诗词和民歌,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诗,创作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体诗歌。毛泽东诗词在借用、改造旧体诗词的艺术形式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其诗学理论和诗词创作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谈谈新诗的欣赏

中国新诗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夕，以胡适的《尝试集》为开端。从此以后，它不断地接受外来影响，并融合在自己的民族风格中，涌现出了大批新诗人，如：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冰心、卞之琳等，这些诗人写出了大量新诗作品，诸如《凤凰涅磐》、《再别康桥》、《死水》、《断章》等，形成了众多艺术流派，如：新月派、湖畔诗派、小诗体派、象征诗派等。新中国建立以后，当代新诗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优良传统，并从古典诗歌和民歌中吸取养料，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现以《再别康桥》为例谈谈新诗的欣赏。■首先，在反复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诗…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闻一多与中国新诗格律化

闻一多的诗歌之旅,始于旧诗,更为新诗,归于新诗格律化。其《诗的格律》旨在匡正时弊,救治新诗,于新诗格律化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中国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古典加民歌式的三顿体,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歌词体。     

新诗教学的尴尬与突破

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新型诗歌。它在语言上采用白话,可自由抒写,也可按韵律创作,是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使新诗既秉承了古典诗歌含蓄蕴藉,注重意境神韵的特点,又具有外国现代诗歌自由奔放,强调主观性、非理性、音乐性以及立体感等多彩的美学风貌。     

新诗教学的尴尬与突破

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新型诗歌.它在语言上采用白话,可自由抒写,也可按韵律创作,是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使新诗既秉承了古典诗歌含蓄蕴藉,注重意境神韵的特点,又具有外国现代诗歌自由奔放,强调主观性、非理性、音乐性以及立体感等多彩的美学风貌.     

爱国主义:中国现代新诗的主旋律

本文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主旋律，它的形成有着社会和文学诸方面的原因。以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的创作为中心，揭示了它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本文归纳了这类诗歌的情感模式和主要特，友，借此以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     

论郑敏的新诗语言观

郑敏以诗人和学者的双重目光透视百年新诗,发现影响新诗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她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多方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一方面,她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启发,结合自己的写诗体验,提出了自己的新诗语言观:新诗语言应当是一种发自诗人生命内部的、富有生命感的语言;诗人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那些浮躁喧嚣的语言,追求语言的质朴、深沉和玄远;诗歌语言不应当过分透明,而应当是半透明的。另一方面,她从西方回首东方,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启示,认为新诗应当找回古典诗词在语言上的"文"性特征,增强新诗的含蓄性;应当借鉴古典诗词在语言表达上的各种特长,增强新诗的艺术魅力;应当继承中国古典诗语的音乐性传统,增强新诗的音乐美。     

新诗的意境

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中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审美标准,新诗既然是诗,当然也不应该放弃中国诗歌讲究意境的优良传统。许多新诗由于创造了意境,带来了艺术上的优势,使新诗更具民族化特点,更含蓄多义,更符合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因而促进了新诗艺术的发展。     

论臧克家的新诗形式美学观

著名诗人臧克家是我国20世纪重要的新诗理论批评家之一。他的新诗形式美学观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滥觞期，50至70年代中期的发展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成熟期，先后提出了“不赞成要一定的形式”、“诗要三严”、“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要三顺”等新诗形式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