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学报》与中国近代学术

《岭南学报》标志着20世纪前半叶偏居华南的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的研究水平。学报产生于广州特有的学术环境,创刊初衷即为振兴南中国文化。伴随着中国学术近代化进程,学报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介绍国外学术研究、岭南文化研究、新史学成就等学术近代化的主要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学报还在学术及编辑两个方面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论早期诗话与诗派的关系--以宋代诗话和江西诗派为例

本从多方面考察诗话创始之初的宋代诗话与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的关系,认为早期诗话不是诗歌流派的纲领,也没有在理论上对诗歌流派的成长起提挈作用。宋代诗话很大程度上是党同伐异,而不是基于理论探讨,但诗学论争客观地促成诗话由漫谈诗的一切转为系统地谈诗学。     

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小说的兴起

报刊发表成为岭南近代小说的一种主要传播方式。是一种改变传统文学传播方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深刻转换。这种历史转换促进了岭南近代小说创作,带来了这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学重要文体的迅速兴盛。中国近代文学诸文体的变革与兴盛,也与报刊传播有着密切关联。报刊传播与岭南近代小说兴起的密切关系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变迁。     

论鸦片战争期间以岭南为中心的"借取"西洋武器浪潮

19世纪40年代初,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岭南地区曾经一度出现购置、仿制西洋武器的浪潮,并波及到了与岭南同处抗英战争前线的江浙、福建等地.然而它并未带来近代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勃兴和西洋军事技术的大规模引进,其夭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思考.     

论时代精神与流派风格——以元和诗派为案例的一次理论思考

从时代精神对流派风格的影响来看,元和诗派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其影响既表现在价值取向的层面,如对私生活感情的表达;还表观在艺术手段的选择上,如对于虚构的浓厚兴趣。时代精神对流派风格的影响,往往通过流派内部的社交活动来实观。在考察时代精神对文学流派的影响时,准确把握文学思潮的作用,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领域。     

宋诗阐释领域所体现的江西诗派理论——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是较早的宋人注宋诗的本子,体现了江西诗派的阐释特色,也影响了任渊、李璧等人的诗歌注释。苏诗百家注完整集中地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理论,如"以才学为注"的阐释方式是"以才学为诗"的最好诠释,"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的理念是"无一字无来处"的直接表达,发掘诗歌中的"断以己意"之处则是对"夺胎换骨"的敏锐察觉,这些都最终体现了江西诗派"以故为新"求新求变的创作目的。     

论唐代诗人杜甫的社会责任感——以杜诗为中心

杜甫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关心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杜甫的这种精神,在他的诗歌中有集中的反映.文章以杜甫的一生轨迹为线索,以他的诗歌为内容,论述杜甫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散文风格之嬗变

岭南近代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长、发育、成熟与中外文化交流这股“东风”关系极为密切;作为岭南近代文学的重要表征———风格,也深深烙上了外来文化的印痕。岭南近代散文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下,其风格的嬗变轨迹是极为突显的:以经世类散文为主脉的岭南近代散文随着经世致用和启蒙图强文学思潮的起伏流动而俯仰前行,在功利化与通俗化的创作洪流里时时注入艺术追求的清流,在新思想、新事物、新名词与旧文字、旧句法、旧语法混凝而成的河床里鼓噪前行,呈现出与传统散文相异的整体风格———平易缜密,雄深闳肆。     

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社会的士风——以何梦瑶为例

何梦瑶是康乾时期典型的岭南士人.生于南海水乡,自幼接受宗族启蒙和私塾教育,成人后经历教书、习医与当差.宦海沉浮19年,游历南北,几任正堂,擢居府臣.其远游、交往者,多限于五岭.辞官回乡,执掌书院,交往广泛,著述广博.观其一生,彰显出传统士人耕读、荣辱、进退的空间与张力.文章通过考证何梦瑶独特的经历和其交往的士人群体,揭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士人的清贫生活、遗民思想、通学与专学及西学影响、个体与群体互动等士风特点,以及当时岭南社会与文化的特殊面相.     

王士禛的杜诗学研究及其文化蕴涵

王士禛的杜诗学研究主要围绕六个层面进行：综论杜诗的诗歌史地位,探究杜诗的艺术性,论断杜诗的渊源,论说杜诗主变的特性,考证杜诗的相关性诗学问题,指摘杜诗之失。这六个层面的研究既有独立的品格,又有互融的性质;既有高明之处,又有浅见之失。由此折射出的文化蕴涵是：凸显经典的力量,弘扬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揭示复杂而深刻的心理诉求。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外文化交流与岭南近代诗歌风格之嬗变

在中外化交流大潮的激荡下，岭南近代诗人群体禀具了“创作个性新质”、“人格素养新质”和“学观念新质”。3种“新质”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崭新的近代诗歌题材时表现出特殊的表达能力与表达习惯，体现了岭南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相异的风格，反映了岭南近代诗歌风格的历史性嬗变。嬗变后的岭南近代诗歌表现为史诗式风格、新组诗风格、杂歌谣风格等3种基本风格类型，它们是对中国传统诗歌风格的挑战、叛逆与超越，对近代及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易学思想与诗歌关系考论

朱熹对其易学思想的诠释方法是多样的,其中诗歌就是一重要手段,因而,从诗歌的角度来探讨朱子易学是可行的。朱熹诗歌中包含着其大量的易学思想,而其易学思想对其诗歌又有重大影响。以诗彰显易理,以易理影响诗体,是朱子易学诠释和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     

孙原湘:性灵派的殿军

性灵派为乾嘉诗坛影响较为广泛而深远的一大诗派,其后期主要代表有孙原湘、王昙、舒位、张问陶等。比较之下,孙原湘就诗论而言,虽无正式的论诗形式,内在精神却比张、舒等与性灵派主将袁枚更接近,更具性灵派风尚;就创作而言,也许内容、境界上或有不及舒、张者,而表现手法上却往往能以巧思、神韵胜人一筹,更能体现性灵二字;就与袁枚的交往而言,相对于其他三人也更为亲近,因此,堪称性灵派的殿军。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论杜甫七言古诗的章法结构

杜甫七言古诗历来被奉为正宗,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七言古诗形式严整有致,多为整齐的七言句式,诗歌换韵比较有规律,韵意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转换关系;其结构章法亦千变万化,尤其是开篇方法不拘一格,行文中又善于综合运用叙议写之法,并借助声韵变化,转接顺逆,展衍铺叙,极尽其妙;其收束结尾也俱出人意表。总的说来,＂寓变化于整严之中＂是杜甫七言古诗的突出特点。     

人的困境与诗的救赎——试析朱湘的新诗创作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和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救赎人生,却以失败告终.以<夏天>、<草莽集>、<石门集>为路标,可以返回历史现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王国维的词学研究

王国维是20世纪词学史初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本结合其学术背景和哲学、美学思想，参考前人的相关论述，对其词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朱熹的治学方法与徽派朴学

朱熹是一位对古典籍深具批判力的学者,讲义理、重训诂,并且在训诂中形成了一套实证的治学方法论。徽派朴学家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治学方法,并且有很大创新、发明,特别是戴震等人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