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

介绍了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从开始到终结经历的三个阶段：清初，汉学与宋学的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道成以降，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汉宋之争趋于汉宋兼采。汉宋兼采虽为传统儒学注入新的活力，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传统儒学因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而出现异端，汉宋之争随之结束。     

中国古籍注释概说

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经书注家颇多,最多的是《易经》注和《诗经》注,都有上千种。经书注家主要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派。汉学以马融、郑玄为开派祖,宋学以周敦颐为开派祖,朱熹集大成。其特点是汉学尚训话,宋学     

周予同论宋学

宋学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产生于北宋,自清朝以后备受学者诟病。周予同作为我国著名的经学史家,对宋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从思想文化和政治角度阐述了宋学产生的原因,并分析了宋学与原始儒家的区别;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宋学内部派别的分歧进行剖析,并指出宋学衰落的原因;将汉学与宋学比较,揭示宋学的优缺点,对宋学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清季张之洞调和汉学和宋学的努力

晚清时代的学术门户之见日益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学术自身发展而导致的,又加之内忧外患,统治者在学术上不得不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清代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不得不服从政治的需要而转向调和。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在对清季教育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就提出了"通经致用",为达此目的,他主张调和汉学与宋学之间的矛盾。     

汉学、宋学和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不能忽视汉学、宋学与史学的交互作用。由于汉学、宋学时而斗争，时而合流，影响到清代史学，也就表现出时而重考据，时而又偏重义理的情况。在汉学影响下，清代史学出现了与宋明史学迥然有别的风貌。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逐渐形成；学者移汉学治经方法以治史，丰富了治史方法；《春秋》笔法，以正统论史，以“天理”、“心性”论历史盛衰遭到拒斥。汉学对清代史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同时，清代史学也以自身的原则和方法影响着汉学和宋学，拯弊纠偏，在“资治”的层面上引导清代学术思潮向史学发展。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清代的考据学,或称之为汉学或朴学。汉代的儒士们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及名物制度的考订,与空疏的宋、明理学相区别。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又开清学之先河,阎若璩、胡渭继其后,发展到后来的乾嘉学派达到顶峰。如此之类,就象冯友兰先生所说“讲汉人之经学者,以宋明人所讲之道学,以别于自己所讲之汉学”。钱穆先生认为,清学源于宋学,治近代学术者“必始于宋”,“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魏源思想的逻辑发展

涉足宋学、汉学、今文经学的魏源,由"老经师"一变为注重经世实用之学,是他思想的第一次飞跃;由经世而积极参与盐漕改革和水利建设,是他思想的第二次飞跃;由"无双国士"而放眼全球,提倡师夷制夷,是他思想的第三次飞跃;晚年却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尘世,精神由昂扬而渐趋沉寂。     

《宋史·王安石传》与邓广铭笔下王安石之比较

王安石形象在《宋史》与邓广铭笔下是截然不同的。在邓广铭笔下,王安石是一个少年胸怀远大抱负,入仕后学以致用,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造福于民而勇于与大地主阶级斗争之人,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都具有自己的韬略和具体施政方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在《宋史》以及随后的八百年间,他是一个不近人情、为达目的疯狂排斥自己的恩人和挚友之人,他祸国殃民,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为还原一个真实的王安石,文章力图从二者成书的选材、王安石的个人品质及思想和两者对新法评价的态度的不同来进行比较。     

王十朋结社述论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名诗人。作为政治家,他精忠爱国,勤政爱民。作为诗人,他喜欢结社吟诵,从少年至晚年他结了不少诗社。可以说,他是宋代诗人里结社最多的人之一。这些诗社影响了王十朋的生活及创作,一方面诗社生涯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另一方面诗社活动提高了其创作水平。     

论王世贞与严嵩的关系

王世贞年少才高而气盛,步入仕途之初便身不由己卷入严嵩、徐阶政治斗争的漩涡。面对严、徐两大政治集团,王世贞从其父站在与严嵩为敌的同乡徐阶立场,其不曲媚权贵的个性又进一步惹恼严嵩父子,在王忏战事不利的情况下,严嵩投井下石置王忏于死地。王世贞为父伸冤,却不能直斥嘉靖皇帝,只能将满腹怨愤诉诸严嵩。王忏弃市一事,严嵩虽不应承担全部责任,但其借刀杀人、落井下石诚不可恕。     

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章学诚:“道”的探索与历史编纂的革新

章学诚一生精于辨析史书体例,自信"创例发凡,多为后世开山"。他勇于开拓、革新的力量源泉,乃在于哲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文史通义》中《原道》诸篇,是其哲学探索之结晶。其精髓,是他认识到:作为社会生活根本法则性的"道",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渐形渐著",不断演进发展的;应当摒除"道"是"天纵之圣"头脑中所固有、"六经"是万古不变的教条一类陈旧观念,而确立"道"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正确观念,勇于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开发出新的"道"。因此,他正确总结了两千年史学的演变,中肯地批判"正史"末流墨守成规造成的严重积弊,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其主张,对于20世纪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戴名世的时文观和《南山集》的历史命运

时文和古文是戴名世独特的话语表述形式，是两种精神的象征。戴名世将文运与世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借以表达对世运的批判。他又以“以时文为古文”的形式，谋求与现实的妥协。然而这种调和失败的结果是形成潜在的恶性循环，促使他走向与时俗特别是官僚社会的对抗。戴名世的悲剧是封建末世文人的典型悲剧。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版本源流考述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从宋时起即有“分人本”和“分类本”两大版本系统流传。安石原本及是选初刻——元符戊寅杨蟠刻本,应该皆是“分人本”。杨刻后“分人本”的流传情况如下：南宋初年抚州重刻本源于杨蟠刻本,今存卷一至九。乾道己丑倪仲傅刻本源于抚州重刻本,今已不存。康熙庚辰,宋荦从徐乾学处借得宋椠残帙八卷,即授门生丘迥“依旧式重梓”,是为丘迥残刻本。黄丕烈认为丘迥残刻本之底本即同抚州重刻本。宋荦后又得一全本,命丘迥补刊十二卷,是为康熙甲申丘迥全刻本。何焯云补刊十二卷之底本为“书迹类明初人”的抄本,此抄本应源于倪仲傅刻本。四库本、《昌平丛书》本、清末石印本、商务印书馆仿古活字本以及20世纪的多种标点本皆源于丘迥全刻本。“分类本”乃后人重新改编杨蟠刻本而成,宋以后未有版刻,今仅存南宋初年刻残帙两部：一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存卷一至五、卷十一至十五,凡十卷;一藏国图,存卷九至十六,凡八卷。静嘉堂藏本与国图藏本为同版,皆有修补痕迹,前者印刷时间略早。国图藏宋刻孤本《丽泽集诗》卷十五亦从是选“分人本”选录38家62首。此外,还有南宋时少章评批本和元仇远《批评唐百家诗选》,版刻情况不明。     

“相门高才”曾孝宽事迹论略

宋代晋江曾氏家族中,曾孝宽亦为著名人物。自身为政务实,是王安石在变法后期之主要助手之一。虽以荫补入仕,但积极进取,终能进入“二府”。积极交游,与众多文人均有诗作往来,提升自己的声誉。     

夹缝中的生存——罗隐生存状态析论

罗隐是晚唐五代的一位作家,在晚唐五代充满绝望的叹息声中,他以“忠义气节”为人生坐标,对晚唐五代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无情的嘲讽,表现出高标的人格。在坎坷的一生中,他始终在张扬个性与顺应社会世俗之间徘徊,其生存充满着困惑与矛盾,他有桀骜不驯的个性,也有着独立的思想和理想化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政治主张的实现,须依附于社会。罗隐为了在科举中取得一席之位,迫不得已顺应潮流,四处干谒权贵,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心是苦闷的。在科举考试屡遭失败后,他入钱镠幕府,个性稍有收敛,但生存的困惑与矛盾仍存在着。     

论韩贞的佛道之缘及其禅学特征

大多学者研究认为,韩贞是先信佛后弃佛从儒的,通过史料的梳理和研究,可发现韩贞尽管对佛教有所批评,但一生并没有离开佛道的影响。特别是师从王襞之后,韩贞受其影响,不仅佛道情结更重,其所修之禅也是吸收了佛道修行方法的综合之禅,当然这种禅主要是哑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