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清政府以通商场抵制外人开辟租界的活动

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租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得以恶性地发展和广泛地推广。清政府在爱国官绅的呼号推动下 ,于甲午之后采取了在约开商埠以通商场抵制外人开辟租界的措施 ,并与日本就开辟苏州、杭州租界问题进行了正面的交锋。嗣后 ,为了“隐杜”列强增辟租界及其对我国“形势扼要之区”的“觊觎” ,清政府自主开放了十数个通商口岸 ,设立了一批供中外商贾居留贸易的通商场 ,试图利用通商口岸各国杂居的形势“互相牵制” ,达到“不以兵力相守” ,而收“商务保守”之效的目的。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开辟租界的势头。鼓浪屿和秦皇岛亦是这一时期清政府自主开放的商埠 ,但却变成了公共租界或准租界地区 ,从而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合作政策”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诞生

上海公共租界及其前身从诞生起就成为中外频繁交涉的前沿战场,而上海公共租界的诞生成为19世纪60年代复杂世界格局的一面镜子。从美国首位驻京公使蒲安臣的对华"合作政策"中可见,利益成为各国合作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代表一国利益的专管租界之间可以协商合作形成公共租界。这一政策成了上海公共租界诞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虽然这种合作在当时是利益最大化的上佳手段,但无意中却对抗了可能割裂中国领土的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的膨胀发展又成为其他租界管理的模范。     

租界、租界地、北京使馆区、铁路附属地、自开商埠和外国驻军营地

租界:租界指在旧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出归自己管理的一部分地区。租界分为公共租界和专管租界两种。公共租界指由几个国家领事共同管理租界内的行政事务的租界,专管租界则指由一国独管租界内一切行政事务的租界,侨居该租界的他国居民均须受该国的法令管辖和支配。列强在我国设立租界始于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门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附件),通过该条约,英国人取得了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借地建屋建立租界的权利。1845年英国第一任上海领事胁迫清朝苏松太道,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     

对“租界”一文的补充

贵刊1988年第8期刊登了董岩同志《租界、租借地、北京使馆区、铁路附属地、自开商埠和外国驻军营地》一文。该文对“租界”进行了解释,但有些内容还需补充。“专管租界”并非“28处”董文认为“专管租界”有“28处”。这值得商榷。董文中在计算汉口外国租界时,列举了汉口德租界、汉口俄租界和汉口英租界,认为汉口外国租界只有这三处。其实汉口还有法租界和日租界(参考拙作:《汉口英租界究竟何时设立?》。见《春秋》1987年第2期)。关于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条约,从1920年出版的《夏口县志》(四)《交涉志》里可查到。法租界立于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日租界立于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汉口法租     

上海租界的始末

租界,人称“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上海的租界,前后延续了九十八年.现将它的来龙去脉概述如下: 英租界的开辟与扩展英帝国主义是在上海掠夺租界的急先锋.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订立《南京条约》.     

租界与晚清报律之研究

报纸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清政府为了控制报纸的新闻报道,颁布了五个新闻法规,即《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和《钦定报律》.但是,由于租界的存在,控制新闻自由的报律实施不了,从而报纸等舆论在晚清社会变革与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往,学术界对租界的评价以否定为主,实际上,租界在晚清社会中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     

“妓女弹词”与晚清时期上海娱乐文化的建构

晚清时期,苏州评弹与妓女群体结合而成"妓女弹词"。她们在上海租界的社会环境中勃兴与衰落,先后与传统文人、新兴商人阶层发生密切互动关系。她们的公众形象的确立与塑造过程,均有传统文人的积极参与,集中反映在品评色艺层次和开办"书仙花榜"之中。日常生活中,她们与传统文人的交往是昔日士大夫娱乐文化在上海租界的延续;她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结盟,又开启了以商业化为特色的娱乐文化。这在传统文人看来是一种文化的"背叛",也体现了传统文人在上海租界变动环境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无奈。     

“掠夺”与“对抗”：上海公共租界审判权的变迁

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机关是中国所有租界中数量最多,变迁最为复杂的。而这些建立在租界内的审判机关大多与领事裁判权息息相关。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中国政府对于设立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机关都非常关注,因为这不仅仅是国家独立主权的一种体现,更是在独立法权与治权之上的“掠夺”与“对抗”。从在租界内设立的各国领事法庭,到以工部局为主要对象的领事公堂。从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到上海公共租界特区地方法院,从租界初期清政府在租界内拥有的完全的审判权到一步步被租界洋人所蚕食掠夺．再到中国官民不懈的对抗,一点点收回审判权,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审判权力变化纷繁复杂,租界内中外势力通过对审判权力的争夺,以扩展出各势力当局的行政权在租界中的博弈。     

清末查禁《民呼日报》案

清季,政府强化了对各类"违禁"书报的检查,对宣传革命类书报的查禁尤为严厉,其中对<民呼日报>的查禁,是严禁政策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件.通过与租界当局的联合行动,清政府逮捕了该报创办人于右任,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审讯,最终迫使该报停刊.     

歧义句成因例析及演练

清朝末年,清政府曾向德国借钱修筑胶济铁路,作为代价之一,1898年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其中有一句写道:"沿铁路三十里之煤铁等矿,德国有权开采。"当时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