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档案公布权

2001年1月4日的《中国档案报》刊登了《档案局被告上法庭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介绍了河北省南皮县档案局因《张隐韬》一书的出版被卷入一起民事诉讼的过程。 1999年12月，南皮县档案局计划编辑出版《中共一大党员张隐韬》一书，听说南皮县党史办有人全文引用了南皮县档案馆保存的张隐韬日记，并以个人名义编写了《张隐韬》并送印刷厂印刷。(张隐韬日……     

浅析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的立法缺陷

现行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分离的规定,使档案利用者无法实质运用未公布的档案资料,大大限制了档案的利用,档案的实质利用价值并未得到实现。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逐步统一应成为我国今后的立法趋势。     

重新审视国家机关档案的公布权

本文就档案信息利用方面存在的矛盾 ,重新分析了国有档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关档案的公布权问题 ,并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角度 ,进一步提出国家机关是纳税人供养的部门 ,最大程度地向社会公开它在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公共档案信息 ,是它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它应享有的权利。     

对档案公布权的认识

在档案的正常利用过程中,档案公布权容易引起法律纠纷,不仅给档案利用者带来困扰,也影响了正常的档案利用工作,公民利用档案的正当权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档案实践工作中,由于种种因素档案公布权并没有被有效行使,公布工作成效甚微。从某种意义上讲,国有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实际上否定了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阻碍了档案的公布工作。在已经启动的《档案法》修改过程中,应该考虑还权于民,废除所谓的档案公布权。     

权责对等:国有档案公布权的属性与行使探析——兼评《档案法》第三十二条

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国有档案公布权的立法演进,分析其行使现状,提出国有档案公布权是一种公权力,档案馆或有关机关既是权力主体,也是责任主体,行使权力即为履行责任。国家应通过制定公布权行使程序,将国有档案公布列入档案部门工作规划和考核体系,建立档案公布基金等方式,促进档案馆及有关机关积极行使国有档案公布权,满足社会公众档案利用需求,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论《档案法》与相关法的功能协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规定 ,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因此 ,可以说档案工作必然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档案的管理与保护不仅需要专门的档案立法 ,即《档案法》 ,也需要有其他相关法的配合与协调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     

档案“公布权”的悖论

“档案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永久地保存有价值的文件并使这些文件得到有效的利用。”①《国际档案理事会会章》第二条规定国际档案理事会的五项任务之一是:“通过广泛介绍档案目录和简化档案利用手续,促进人们更经常地利用档案,并对档案进行有成效的、公正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西亚·贝尔逊说:“不是档案馆决定档案的利用,而是档案的利用决定档案馆。”②但是,各国对档案的利用又设置了种种限制,最典型的是规定了时间不等的档案封闭期,在特定时间内排除档案信息的利用,其目的是维护特定人的利益。封闭期的存在,也就产生了档案“公布…     

对国有档案公布权的再认识

近年来，随着政务公开的发展和公民利用档案意识的逐渐增强，利用国有档案过程中的公布问题引起档案界乃至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有杂志还专门刊登了由于利用者擅自公布国有档案打官司败诉而引发热烈讨论的文章。客观形势需要我们对国有档案的“公布”权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和思考。     

论档案的公布权

冯伯群先生在其《利用档案引发的一场官司———〈陈寅格最后的二十年〉出版以后》中 ,详述了前两年相当畅销的《陈寅格最后的二十年》一书引发的一起与档案利用相关的官司 :书中一位主人公的子女 ,以作者在书中引用与其父亲有关的档案材料造成了对其父亲名誉权的损害为由将作者告上了法庭 ,法院的二审判决以作者利用了不得擅自公布的档案材料而造成对所涉人物的名誉损害的判决结果结束了这起官司。这起与档案利用有关的荣誉官司虽然结束了 ,但在档案界引起的争论与反思却远未终止。对于此案中的被告是否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而侵害了…     

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二元分离”的问题、原因与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的“二元分离”问题有着新的变化和呈现。文章通过文献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和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新时代背景下档案利用权和公布权的“二元分离”问题包括：“公布”概念界定歧义和疏漏,侵犯公民档案利用权和知情权,违背信息传播规律、阻碍知识社会进步,档案公布权权责不一、规定模糊;分析认为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为：过度保守和管制、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转移风险和补救措施不合理。今后应规范“公布”概念、形成社会共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利用权和知情权,遵循信息传播规律和社会进步需要,约束单向公布权利、细化操作依据。     

政务信息公开背景下赋予档案利用者公布权的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档案利用权与公布权的规定 1、关于档案利用与公布概念的界定.档案利用与公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中,档案利用与公布是对档案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处置,档案利用包括对档案的阅览、复制、摘录等形式,而档案公布则是指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布档案内容信息,也即档案信息首次公之于众的行为,它包括通过报纸、刊物、图书等出版物(包括声像、电子出版物)发表、媒体播放(包括网络传播等)、展览、宣读等形式.     

对《档案法》修订草案的几点建议——基于取消设定档案公布权之理论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档案法》一直奉行建立公共档案利用与公布的二元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方面转变,档案公布权的设定越来越不适应档案开放利用工作发展的需要.故在新一轮的《档案法》修订中,一方面,有必要考虑废止开放范围内的档案公布权,取消开放范围内档案公布主体的限制,鼓励社会各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