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文学理论》内容形式观比较研究综述

钱钟书认为比较诗学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心雕龙》与《文学理论》的比较是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两者关于文学规律共通点的探讨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另一方面,《文心雕龙》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可以进行无尽的言说,就比较诗学而言,它完全可以与西方诗学展开对话,而这些研究将为比较诗学添砖加瓦,本文就两者在内容形式观的比较上进行研究综述。     

诠释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所进行的一切古代诗学研究都是一种现代诠释，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这个命题。从狭义的角度来说，是指把这个命题置于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论域之中来审视，以了解它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之关键在于变化了的时代之中涌入了西学的洪流，正是西学的涌入才使得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这一命题能够成立。立足于这种现代语境来对古代中国诗学进行诠释，便只能是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这是我们对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这一命题之性质、对象与范围的理解和限定。真正的诠释，其实正应该以超越对中“体”或西“体”的偏执为前提，而代之以一种心态更加开放、视野更加远阔、方法更加丰赡、学理更加稳固的对话诗学。这种对话诗学，在现阶段必然是比较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必然要以西方诗学的运用或参照作为前提，这样一来，如何评价西方诗学便成为了如何实现中国古代诗学之现代诠释的内在组成部分。     

西方文论的"互文"与汉语修辞的"互文"

“互文”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在我国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这与古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构成了字面上的巧合。论文认为,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理论含义也大不—样,但两者在语言修辞学、诗学以及思维的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仍存在某些联系和暗合之处。     

准确把握"气"的不同内涵--"气盛言宜"与"养气为文"二说比较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是一个传统命题,由于“气”的概念比较抽象和复杂,所以历来理解不一。本文在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盛行文气说的原因时,把它与西方文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摹仿说”相比较,说明其理论阐述的重点是在创作的主体方面,即是向作家道德修养及精神状态方面提出要求与准则。其中,韩愈的“气盛言宜”与苏辙的“养气为文”二说因立意不同,“气”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需要准确把握。     

中西比较诗学的走向

本文试图以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视域,分别从“进”、“出”、“进”三种形态,考察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状况,反思这一接受的过程以及所带来的变化,探讨中国诗学未来发展所要面对两大问题,从而寻求中国诗学发展的新契机。     

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国际诗学关系研究

国际诗学关系研究是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比较诗学需置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它不是不同国别诗学的相互比较。基于"理论旅行"思想的诗学关系的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实的实证研究,也要充分运用其他理论资源,考察国际诗学关系史所包含的各种理论问题,做到历史考察与理论讨论相互结合。同时,影响和接受研究需从单一视域扩展到多重视域,使得研究对象多样性的"来世生命"更丰满;对多种文化的影响和接受研究进行再比较、再综合,也可以加深对"理论旅行"内在机制的认识。     

中国与希腊文学理论起源的差异性比较

中西方文学理论的起源分别始于先秦和古希腊,先秦文论中提出“诗言志”,认为文学的本质偏于表现,古希腊文论中则提出“摹仿说”,认为文学的本质偏于再现;先秦文论中对文学的审美价值认识是附着在文学的政治功用上的,认为审美价值存在,但最终是为政治教化服务,古希腊文论则是系统地对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和论述,提出了具体的创作方法和技巧。     

全球化时代的语际批评家和语际理论家--谁来评判刘若愚及其比较文学研究读本

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刘若愚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把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20世纪欧美文论整合起来的语际批评家,是一位在欧美学界和汉语学界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优秀学者。刘若愚不止是用英语讲述中国诗学的“语际批评家”(interlingual critic),他更想成为把中国传统诗学与20世纪欧美文学理论综合起来而自成一家之言的“语际理论家”(interlingual theorist)。     

探寻跨文化比较诗学的“世界语”——评顾明栋式“摹仿论”

顾明栋在《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一文中使用了一种“修正式”的文化普遍观的研究范式。这是一种诠释型的研究范式,将以往的各种研究范式作为不同的前理解,在视域融合中,进入一个发展的解释历程。此外,文章借用了西方摹仿论的能指名称,将概念的所指延异后进行抽象转化,将其所指内涵充分地简化,使其能被各文化现象所验证,界定出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顾明栋式“摹仿论”,显杀了一种探寻跨文化比较诗学的“世界语”的努力。     

构建谱系化的西方文学理论史--评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

从学科构建角度为西方文学理论书写历史,是一件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文学理论历史悠久,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历时均两千余年。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文学理论沿线性时间流程发展变化,使我们在观念上形成种种错觉,以为时间是构成文论史的简单而有效的因素。在西方文论的教学与研究中,人们往往以时间为序,逐一讲述不同时代的文论家和文论作品,不同程度忽视甚至放弃了其内在的关联与规律,使西方文学理论史成为“故事史”式的东西,“除了能给人提供一个图式化清单以外,其他再能提供的东西就很有限了。”[1(]P1)而在杰姆逊看来“,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

比较诗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是目前中国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比较诗学与哲学诠释学乃是基于相同的哲学思潮,它们都是对盛行于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和超越。在中国诠释学的创建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以其作为学术参照,另一方面要从中国诠释传统的实际出发,对于在中国诠释历史中所形成的章句之学、训诂学、考据学、目录学等学科有充分的认识和使用,从而创建出立足于中国诠释传统的诠释学理论。这样一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对于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所要求的独特研究方法有可能就体现在创建中国诠释学的过程中,创建中国诠释学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比较诗学发展中可以参照的一个成功范例。从另一方面看,比较诗学也为中国诠释学的创建提供了比较的视域,而中国诠释学的创建对比较诗学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未来、走向世界提供了学科基础和理论自觉。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

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可以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的逻辑进程来加以考察。比较诗学的发生理论主要包含诗歌、宇宙、听众和诗人四个基本要素。在比较诗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产生过模仿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表现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四大基本理论。以往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学的发生出发来探讨诗学的发生。论者认为。比较诗学与文学发生论的关系亦可以从诗学的立场而予以反向的审视。从比较诗学产生发展的角度，考察一般的文学发生论，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文学发生论的认识。     

诠释学视野下的比较诗学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到了20世纪，诠释学由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的哲学转向与世界意义的多元化转向并行。随着古典诠释学向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转换，诠释学不再仅是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具有多元化的意义，从而为自己找到广阔的诠释空间，因此在诠释学的视野下比较诗学也具有更加开放的被诠释可能。以诠释学为背景，进一步探讨比较诗学在学理意义上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便会发现：比较诗学之“比较”不是工具论意义上的一种手段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为比较诗学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比较诗学视野里诗歌的功用和分类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了英译和跨文化阐释,该书反映了西方学者在西方思想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和理解。基于此,节选该书关于《诗大序》中两段文字的翻译和阐释,讨论比较诗学视野里诗歌的功用和分类。通过详细地比较和对比,找出英译中国文论的优点与不足,继而对中西文论有更深刻的认识。     

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影响

新历史主义之"新",在于它是一种将历史文本化,用文化阐释的方式解读历史的理论,它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由实在事件构成的"历史",而是由话语符号构成的文本和贯穿于文本之中的"文化",因而对其更为准确的描述应是"历史文化主义"。相对于原来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历史主义而言,它将一种对于文学而言的外在性历史视角,转化为文化场域内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将历史文本化,历史首先被视为一种文本的建构而非客观的存在,动摇了历史叙述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语言透明性,使外在性的历史以"文本—文化"的方式转化成了内在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在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将形式方法扩展到了文化领域,将原有的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转化成了一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跨文体互文",新历史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的纯内在性。这种泛文本化的思想方法为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形成了一种文化诗学、历史诗学。但这种文本化的方式依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困境:其一是使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的否定性结构更为显著;其二是使"历史"被抽空了丰富性的内核,成了空洞的概念。新历史主义的这种困境也是文学理论尝试以二元对立的共时性结构来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重建一种文本自律性的理论体系这一尝试的最终困境。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理论走到了"文学之外",却没能使文学研究以一种新的方式真正地走到"文化之外"、"文本之外",新历史主义者依然没能走出杰姆逊意义上的"语言的牢笼",将一切泛文本化实际上否定了文学有任何超越文本之外的现实价值。     

对话: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遇合

“对话”是阐释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特征。“对话诗学”的属性规定，比较诗学研究者必须坚持平等意识，克服诗学（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承认“偏见”与“误读”的合法性，并在“对话”过程中对术语和概念等进行限定性“改造”。“平等对话”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进行“诗学对话”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必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看视，“崇洋媚外”和“自我中心”都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建立合适的对话原则，这样的规则应该对被比较的不同诗学都是有效的，使对话双方或多方的“本来面目”能够自由的呈现，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异质”诗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全面阐发其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关于“中国无史诗论”的新思考——以《诗经》“大禹史诗”为例

要解决比较诗学史上重要课题中国有无史诗,相当重要的是从史诗的定义与所指来囿别区分。由于文学文体的替变,中国史诗逐渐消亡,这与中国文明从古代宗教核心向人文主义观念转型有关。《诗经》中关于英雄大禹的诗歌其实就是中国式的史诗,本文从甲骨文字中的有关记载与诗歌艺术的结合中,认为中国史诗从文体与观念上与西方古代史诗有所不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不同文明有自己不同的史诗文学传统。     

文学间性：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

文章提出一个总的观点:"文学间性"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并以"文学间性"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来界定从前各国学者所从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国家文学与国家文学、语种文学与语种文学)之间的关系;二是文学与其他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三是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四是文学与文化、文明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文章提出"文学间性"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性的观点,是因为:首先,文学间性要求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要有距离与空间;其次,文学间性要求我们所选定的研究对象不能只是同一个来源,而是要有两个以上的来源;再次,"文学间性"要求要以文学或者文学性为中心,不能离开文学或文学性来从事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同时,笔者也认为:比较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与文学性,离开了文学与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研究,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比较既周,爱生自觉”——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的几点危机

随着比较文学课程在国内外各高校的开设,"比较文学"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文学界的关注。但在"比较文学"成为热点的同时,当今比较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包括研究内容不明确,方法不灵活,目标不统一等。这些问题如果界定不清,会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危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应回归到鲁迅提出的"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主张,透过世界文学的视野,用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提炼出具有普遍诗学意义的文学本质,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学创作与批评。     

从翻译定义的演变看翻译本质的阐释特征——由静至动的思索

本文梳理了翻译研究各种流派对翻译本质的不同认识,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阐释学对翻译本质的认识——“翻译即解释”的独特性;文章进一步认为,较之其他的翻译理论。如语文学派、语言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等,阐释学的独到的贡献还在于：把“视域融合”纳入了翻译本质的研究范畴,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动态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