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论——着眼于太学内部的考察

北宋时期的太学制与科举制在发展演进中衔接碰撞、互动影响。着眼于太学内部考察,太学制度的演变源于科举改革的背景,太学科举化趋势明显,科举制对太学解额及免解制度、教学与考试内容、管理制度制订实施具有强大导向作用。随着兴学改革中太学影响日盛及对科举制的悖反,朝臣围绕太学制度与科举制度的优劣之议、太学取士与科举取士的存废之议、释褐状元与科举状元的名望之议集体论辩,推动北宋教育改革发展。徽宗朝由诏罢科举取士到诏罢天下三舍取士,历经17年特殊时期,从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改革现状等考论其缘由,对深入论析太学制与科举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和中国散文史上有着公认的崇高的地位,其文学活动对宋文和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１０５７）,欧知贡举,力挽狂澜,扭转时风,使古文运动获得重大的胜利,历来学者对此论述颇多。有一种模糊的认识,以为欧是在知贡举后被公认为文坛领袖的。事实是这样的吗？欧阳修究竟是何时入主文坛的呢？ 学界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并不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到庆历五年（１０４５）,是欧阳修政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又一个重要时期。”“欧阳修在文坛的地位也日益提高,终于成为公认的领袖。”（…     

范仲淹与北宋古文革新高潮的孕育

作为《岳阳楼记》的作者、北宋“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范仲淹是广为人知的。然而,他对北宋古文运动所作的巨大贡献,却长期不被学界所重视,未引起人们注意。实际上,范仲淹不只是大力支持了文风文体的改革,直接孕育了古文革新的高潮,而且也为北宋新古文运动培养和准备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大批人才。文章的好发议论、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强烈,文风的明白晓畅,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北宋太学办学经费扩充探析

太学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北宋太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出类拔萃,乃至独占鳌头。北宋太学的成功办理,与其经费供应的相对充足是密不可分的。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太学自主筹措。若细分,计有赡学钱、赐钱、学田租、房租屋课、光监钱、刊印经籍销售款、公使钱、息钱、民间捐资等。正因为其来源较广,并允许自主筹措,故使北宋太学得以健康办理。     

试论庆历新政中的欧阳修

庆历新政是北宋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在内外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以革新政治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欧阳修在新政中提出的一些措施和政策,主要有按擦法、革新贡举、选将法、辨朋党等。这些措施和政策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在理论上虽然有可取之处,但是在实践上具有不可操作性。导致新政的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保守派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和改革派自身息息相关。而通过欧阳修身上所体现的一些软弱性可以透视改革派内部的弱点。肯定欧阳修在新政中的贡献并且对其做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和评价。     

论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兼论其对庆历兴学的影响

文章介绍了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的教育经历；并简述庆历兴学的原因及历史过程。重点分析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及其对“庆历兴学”的深刻影响。最后对范仲淹及其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一生勤于教育，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他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李觏教育思想简论

李觏不仅在哲学上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政治、经济方面主张革新,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许多有益的见解。李觏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的理论上的支持者,也是“庆历兴学”的支持者。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就必须培养人才。为了培养人才,就必须兴办学校,加强教育。范仲淹指出:“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用人之际,患才之难,亦由不务耕而求获矣。”他认为只凭科举考试取士而不教育的办法,是不问耕种只求收获。庆历年间,范仲淹为相,在政治上实行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兴学的主张,即所谓“庆历兴学”。兴学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州县立学,并改进太学和国子学。一是改革科举。经宋仁宗同意,并下诏州县皆立学;规定应科举者必须先受教育,士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许参加考试。但不久范仲淹被排挤出中央政府,庆历兴学也宣告失败,州县之学也只留下空名,科举改革也全部作罢了。庆历兴学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兴办学校,改革科举,把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的思想,比当时国家只管科举考试,不管教育的现象是一个进步。李觏的教育思想正体现了这种变革的精神。李觏在《安民策》、《教道》、《庆历民言》等论文中,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南朝太学考辨

对于南朝太学,学者们有以下四种不同观点：一、南朝有太学;二、南朝无太学;三、南朝时只有陈朝有太学;四、“南朝‘太学’与‘国学’为一校二名,实际是指同一所学校”。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首先,不能由《建康实录》的记载,得出太学并入国子学的结论。相反,《建康实录》的记载明确显示,国子学与太学相距四里二百六十步,是两所各自独立的学校。其次,南朝有关太学生、太学实体及其内部教学活动的记载,足以证实太学的存在。再次,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国家建设的一项首要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太学作为一项“传世共守的制度”成为官学的首选。宋、齐、梁、陈四朝顺利接替前朝政权的同时,承袭了太学机构并继续开办下去,几乎不存在停办与重开的问题,所以史书没有南朝太学废立的有关记载。     

论文化氛围和群体指向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

宋初的社会文化氛围促成了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形成,尤其是宋仁宗时期的儒学复兴、科举改革、台谏改革和庆历高昂的士气,影响了梅尧臣诗歌的文气厚重、现实批判精神和“论议争煌煌”特色的形成;北宋诗文革新中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群体指向在现实致用的诗歌功能论和健、老、淡的诗美理想上,对梅尧臣诗歌“老健古硬”的艺术个性形成的影响则更直接。     

试论北宋神宗时期的教育改革

北宋作为唐宋变革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神宗时期，在仁宗明道景秸兴学和庆历兴学的基础上，改革科举内容和学校制度，在太学推行三舍法，颁布《三经新义》作为官学的统一教材，并进行了教育与科举一体化的制度尝试，对中国后世教育的发展和转变具有重要影响。然因改革措施的不当及与教育规律的背离，改革中也出现了“苏嘉案”、“虞蕃案”等广为后人诟病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当时教育改革的效果，也对其后士林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自由"和"实践"的内涵看"主体性"的规定

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必然性的利用,是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而实践也是同样包含着主客观统一的主客体的统一,即人们利用、改造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主体性也是在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克服、改造中得以确立起来.自由、实践、主体性三者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形态,各有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从自由和实践引发开来的,作为自由和实践的主体在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和改造中达到的与客体世界的统一.     

《围城》中“开放”与“封闭”的小说结构

《围城》通过方鸿渐的漂泊,借助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空间转移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及中国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绘,多侧面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各种弊端作了无情揭露和嘲讽,使方鸿渐们在不同的世情背景下,呈现出既复杂又真实的人性、人情和人生。     

对“有效教学反思”之“有效”的思考

虽然有效教学反思已倡导多时,但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它,要在对它本身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指导自己的教学。因此,对其概念的梳理和思考是必需的。本文认为有效教学反思是有着多方面涵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其"有效"所言传的是一种"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体现了对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具体来说,有效教学反思体现为一种教学反思形态、思维形式、理想和境界以及多指向的动态过程。     

由"地方经济史"与"地方民族史"看"时代"、"地区"与"民族"性类目的归类问题

“时代”、“地区”和“民族”性类目常常并列列出,归类时可以从有关相近相邻类目的内容划分中找出划分标准;分析主表中注释隐含的划分标准;分析类目包含的主要内容成分判断或参考一些相关类目规定的划分标准,来寻找到合理的归类方法。     

从史诗《伊利亚特》到电影《特洛伊》

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影《特洛伊》取材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它以直观的音像形式重现了古希腊的一场战争,同时也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因素.影片在故事的基本情节、人物的塑造及文化的内涵上,对原作既遵从、又疏离,使得作品从一部反映部落英雄战争的史诗,转向更为深邃的人性拷问,更契合现代人的审美趋向;但如果仅凭影片去理解史诗,则会有失偏颇.     

论《到灯塔去》的"非个人化"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 house)是一部经典的意识流小说,它以完美与和谐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非凡的艺术功力.本文以<到灯塔去>为文本,提出了对"非个人化"手法在两个层次上的理解并探讨了伍尔夫如何娴熟的使用这一手法来揭示人物变化多端的内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质.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解读《西游记》之“游”

《西游记》中的“游”作为希望的载体,对于游者本身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师徒们提供了新生的机会,由此引起了师徒们身份的重构,并使他们融为一体。游的“流动性”与“滞”的因素相对举,以及作者对结局的淡化处理,揭示了“游”这个行动所产生的永恒意义。     

“法理台独”论析

台湾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大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发。本文主要是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对台湾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强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是和平统一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