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末尔与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的六项原则之一。土耳其是在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指导下，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以现代化为核心的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世俗化改革不仅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因此，分析与总结土耳其实施凯末尔世俗主义的经验教训，对中东地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试图对凯末尔世俗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土耳其在现代化实践中实施世俗主义改革原则的利弊得失加以历史的评析     

凯末尔的对外政策

(一) 凯末尔的对外政策,历来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个课题同凯末尔、凯末尔主义、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的内政改革等问题,都有直接联系。研究土耳其现代史,不可不注意凯末尔的对外政策。凯末尔在他担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期间,即在1923年10月至1938年11月的十五年期间,奉行了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呢?他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曾提出了“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基本国策。并多次说明他对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我们对外政策中,     

凯末尔的改革

1919-1922年,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摆在土耳其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内政改革问题.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残酷压迫、剥削和闭关自守政策,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破坏,土耳其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落后的国家.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能否改变落后面貌,关键在于能否实行改革.当时反对改革的势力相当强大,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神权主义的深厚影响,给改革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凯末尔周围,有     

《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及其他

课本第12页关于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叙述,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1920年,土耳其素丹政府同帝国主义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使土耳其沦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土耳其人民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爱国将领凯末尔的领导下,同素丹政府决裂,建立了新议会和临时政府。”按照这段叙述,《色佛尔条约》签订在前,凯末尔领导的新议会和临时政府成立在后,且《色佛尔条约》的签订,成了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人民同素丹政府公开决裂、成立新议会和临时政府的原因之一。我在教学中发现这段叙述有误。事实应是:1920年4月23…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加强中央集权的奥斯曼帝国改革,导致了官僚集团内部推动现代化力量的形成,这一力量最终推翻了帝国的王朝统治.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凯末尔改革都遵循着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经济现代化长期受到忽视.凯末尔改革造成了上层官僚的世俗文化与下层人民的伊斯兰文化的断裂.当代土耳其多党民主制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将广大的农村人口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同时经济精英也成长起来,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国家体制之外的推动力量,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遇到了挑战.军事政变与政治伊斯兰的兴起都反映了当代土耳其两种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土耳其国父形象的缔造:以凯末尔的《大演讲》为中心

1927年10月15日至20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六日演讲,即《大演讲》,对民族抵抗运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土耳其民族"的诞生都给予了系统的阐述。基于此,《大演讲》奠定了凯末尔的国父地位,成为凯末尔主义得以确立的起点,为凯末尔主义者推行西方化文明工程和启蒙工程提供了依据,日后更是变为土耳其官方历史叙事的标准,沦为各种派系和思潮进行辩争、加以利用、进而挑战的焦点所在。     

浅析凯末尔资产阶级改革的进程

历史上生动多变、内涵丰富的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类型的系统网络。它不仅有一个整体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顺序性问题。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改革内容方面看是循序渐进的,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水到渠成,从而使改革获得成功。 众所周知,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改革,作为凯末尔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在发动民族革命,赶走外国侵略军,取得民族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起步和发展的。     

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及其原因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土耳其人民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后,建立了共和国,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这些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一时成为中东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宗教似乎从此在土耳其失去了政治作用,而完全成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但自战后土耳其实行民主化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却日益走向复兴,９０年代中期,这股复兴潮流因繁荣党执政达到高潮。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色佛尔条约》与新议会非简单的前后因果关系

课本第12页:“1920年,土耳其素丹政府同帝国主义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使土耳其沦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土耳其人民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爱国将领凯末尔的领导下,同素丹政府决裂,建立了新议会和临时政府。”这段文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上述两件事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体来讲就是:因为《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民族危机,所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凯末尔领导人民建立了新议会和临时政府。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凯末尔建立新议会和临时政府发生在1920年4月,比《色佛尔条约》的签订要早,此条约是1920年8月签…     

《色佛尔条约》与20世纪前期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利用土耳其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土耳其素丹政府的软弱,迫使土耳其素丹政府在有关于库尔德自治条款的<色佛尔条约>上签字,使<色佛尔条约>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有关库尔德斯坦自治或独立的唯一国际文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达到独占库尔德地区的丰富资源,以及同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需要,对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行动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热情.以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采取了同库尔德人结盟的策略,取得了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也使库尔德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争取民族自治或独立的希望破灭,铸成了一直困扰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土耳其高等教育改革

土耳其2001年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签署国之后,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深化学位结构改革,实现学位结构的进一步对等;启动伊拉斯莫项目及与其他国家签订高等教育双边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人员流动与相关资格文凭的互认;制定"高等院校学术评估与质量发展"框架,建立全国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改革高校招生机制以及为学生提供更多服务,推进高等教育公平;出台《终身学习战略文件与行动计划》,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等等。在改革进程中,土耳其一方面继续其等级制的管理传统,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同时开始重视通过组织结构的设置以协调各方的利益表达。     

从苏联演变的教训看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由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这就避免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另一方面，还需要解放思想，要在观念上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体制与机制，这又克服了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改革过于保守的失误。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     

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观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观，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观，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寡为突出特征的史观，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土耳其教师教育课程改革述评

进入21世纪,土耳其的教师教育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与挑战:一是师资的严重短缺;二是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差异,特别是农村地区缺乏优质的教师资源;三是师范生的录取缺乏有效的评价标准。为应对上述问题与挑战,土耳其近年展开了系统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首先,加强教师教育的课程质量建设;其次,对传统单一的教师教育课程进行了大力改革,特别是提出了"互为贯通"的课程培训理念;第三,对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基础课程变革十分重视,提出了重新设计基础课程的改革方案;第四,增强高校在师范生实习环节的指导力度,并在教师教育课程中去"西方"化,更突出土耳其的文化精髓,使教师教育课程内容更加本土化。     

寻求人类解放的新出路——卢卡奇《民主化进程》对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探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而如何令社会主义体制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脚步协调一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课题。卢卡奇曾在《民主化进程》一书中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对20世纪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民主严重失调的原因．并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进而实现人类解放的远大目标。他的理论对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杜威与土耳其的教育改革

以土耳其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为基础,着重分析杜威对土耳其教育改革的建议及其对土耳其教育改革的影响,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具有的价值.     

巨变中的觉醒－－论魏源政治诗的近代意识

十九世纪中叶，魏源在发生乾坤之变的鸦片战争中觉醒过来，在从事社会改革的同时，创作出了大量的政治诗，魏源的政治诗一方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展现。一方面对理杨的新世界作了热情的描绘，另一方面对自责自省的精神作了勇敢的倡导，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反帝和启蒙新民这一新的主题。使其因此而具有了强烈的近代意识，推动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     

王韬欧陆之行及政治变革思想之酝酿

1867年-1870年王韬对西方的游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是极富意义的大事,这是中国文化知识精英第一次以自由身份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等状况进行实地考察,同时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经过这次游历王韬原有的儒家观念产生了动摇,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认同,并进一步提出了近代变革思想。     

Wie die Türken in unsere Köpfe kamen. Das Türkei-Bild in der deutschen Pädagogik zwischen 1820 und 1930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image of Turkey and the Turks that German education portrayed between 1820 and 1930.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educational periodicals and reference works from the historical eras of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 the Ger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tracing the way old stereotypes persisted and new stereotypes arose. The study especially focuses on the opinions of German educationalists about schools in Turkey, Turkish women, Islam,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urkey was part of Europe, and last not least on whether Ottoman educational policies were appropriate. Closely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sources, the article shows how the opinions of German educationists changed according to the shift of Germany’s geopolitical interests, how their outlook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views of the general press, and how they gradually came to a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that contrasted ‘their’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what they believed was a ‘backward’ system in Turkey. At the same time they began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doing professional work in Turkey. The articl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inking in Germany in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良知·民主·民族性

作为一名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生活于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中,他关注土耳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坚守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帕慕克重视传统文化,但又不拘泥于一味的泥古,而是主张在坚守土耳其文化灵魂的基础上积极向西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