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漕运与治河

北宋内河运输堪称兴旺发达，这与北宋政府重视河政不无关系。本文概述了北宋治理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曲折的历程及其宝贵经验，肯定了宋人治河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张伯行治河方略述论

张伯行是清初理学名臣,但是他在治河方面也很有建树.其治河思想特点鲜明,主要体现在:第一,注重国计民生,除害兴利,造福百姓.第二,结合当地实际,因时因地而宜,灵活地制定具体方案.第三,不因循守旧、照搬前人经验,而是把别人的优秀成果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思想加以发挥,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可行性方案.第四,治河与济运、保障漕运畅通无阻始终紧紧相连,能与康熙治河为了济运通漕的目的完全一致.     

《治河论》浅谈

同治十年(1871年)黄河在侯家林南岸决口,河东河道总督乔松年奏言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主张借黄济运,让河水北流。赫慎修上书一篇《治河论上乔鹤侪河督》,阐述了自己的治河观点,回顾黄河改道的历史,总结了清朝治理黄河的经验教训,驳斥了乔松年等人"堵铜瓦厢决口,复归清江浦故道"的治河主张,提出治理黄河的理念和治河方法。     

元代服饰设计所体现的元代设计观念

服饰作为元代重要的工艺美术组成部分,其史料价值也是多方面的,而服饰观念则更能集中地体现元代设计最为核心的精神。研究古代服饰,对探究元代各阶层的审美观念、造物思想、等级制度甚至是元代时各文明互相交融的状况,都具有一定意义。     

论北宋军队治河的作用与管理

北宋时期河决频仍,治理活动不断展开。在此期间,宋廷除征集大批民众参与治河外,规模庞大的军队也加入到治河行列之中。从河堤的日常守护到大型河役的承担、物料的筹集,北宋军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对治河军队的管理中,针对诸如士兵逃亡、伤残、官员舞弊等现象,宋廷不断采取多种举措,设法保持治河军队的规模与稳定,对治河活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对普通民众的征集相比,治河中对军队的征调更有其集中性、及时性等优势。     

元代贾鲁治河的历史功绩

贾鲁,元一代名臣,曾总督治理黄河与汴河,取得一定成效,但对其治河策略和功绩,自古以来褒贬不一。因此,探讨和分析贾鲁治河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对于其历史功绩给予正确评价,同时对于今日河道治理,造福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小议元代山水画的写意精神——以元四家的作品为例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元代,受其特定社会现实和艺术本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艺术创作变成了文人画家们抒情言志,怡情娱性的手段。山水画的写意精神在元代得到了复苏与新变。元代山水画家所强调的写意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对元代山水画写意精神的分析研究,再观照当下山水画发展之现状,我们能否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呢?     

元代诗坛的雅集之风

元代诗坛盛行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代表着元代文人心态和生活趣味的两种倾向:隐逸与游历,是诗人们走向自然的标志;雅集与题画,则标志着诗人们对文人生活的雅趣的热衷。元代文人在雅集中找到了心灵寄托和充分展示自身价值的平台。当他们充分享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以后,便从内心真实地忘怀于世俗的权贵势利。考察元代文人的雅集之凤,对于了解元代文人生活状况,进而透视他们的心灵,把握元代文人精神世界,就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元代通惠河的修治

通惠河是在金代旧河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元中统三年八月就开始了修治的策划与准备。在疏浚中郭守敬起了重要作用。     

元代怯薛遣使初探

由于怯薛"根脚显赫",地位尊宠,与皇室关系密切,常被朝廷选派为使臣出使.怯薛使臣在劝降招谕、海外寻宝、绥和诸王等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派遣怯薛承担出使任务是元代使臣出使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与蒙古早期的家臣制有着深厚渊源.     

试论元杂剧中的货卜先生

元杂剧中有许多货卜先生,他们中有的是神仙的化身,有的是得道高人,有的是市井小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在剧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卜辞有的就像一个情节预告,作为一根隐形的线索贯穿于整个故事;有的则通过左右主人公的行动和命运引导故事情节的发展。元杂剧之所以将民间算命这种方式运用于其中,这与中国人的宿命观、戏曲的起源、元代社会状况等有很大关系。这种特有的形式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宣扬宿命论。     

袁桷与元代散文创作

元初文坛占据主流的是以北方文士姚燧为代表的汪洋恣肆、雄浑刚健的文风;元仁宗延祜之后,袁桷的散文地位上升,其平易自然、含蓄清丽的风格成为主流。这种风格为南方文士虞集、欧阳玄等人继承并有所发扬,在元代散文中影响深广。     

元杂剧中的吝啬鬼形象

元杂剧中的吝啬鬼是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们爱财如命、为富不仁。经济条件和道德惯性、人格分裂、人伦关系的破坏都是导致这一形象出现的原因。吝啬鬼为元代人物画廊增添了精彩的一笔,对警醒世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

忽必烈建立元朝 ,实现了全中国的统一 ,传统的“中国观”以此为契机出现重大变化。“中国”一词的地域意义突破九州而演变为十一行省 ,人民意义突破汉人而演变为汉、蒙、色目等众多民族 ,其文化意义突破农耕文化而演变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兼有。而其最重大的变化 ,乃是“中国”主权行使者 ,可以是汉族政权 ,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和汉人的联合政权。这样的“中国观”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全中国的统一局面的形成。     

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

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上述各方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也有不少前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留存的书院,经过修复被重新利用。按创建主体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绝大多数为民办,官办相对较少。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别集提要与元代诗文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元人诗文别集提要是一部既丰富又珍贵的元诗批评文献,不仅代表了清代四库馆臣相当客观的元诗批评观点,更展示了他们很高的元诗批评眼光。他们对元代诗文特点的认识,对元代诗文价值的评判,对元代诗文风气发展演进的认识和描述,都有很高价值,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借鉴。     

高丽忠烈王如元与元丽关系

元至元十一年,高丽忠烈王娶元世祖之女,同元朝正式建立了联姻关系。忠烈王在位期间曾同蒙古公主、世子以及所携带的高丽官员频繁如元。忠烈王的如元活动,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地位,为高丽自身发展赢得了空间,同时也改善了双方关系,推动了双方文化交流与融合。     

元代的民匠

元代由于匠籍制度的确立，官局人匠及军匠的大量存在，客观上为民间手工业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民匠差雇方面，元朝官府也有一定的制度，如编制民匠簿籍，设专门的机构管理，实行轮番就役等等。随着官营局院的衰败，吏治的恶化，匠役制度弛坏，民匠的负担日益沉重，民间手工业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     

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

蒙元文献中的“色目人”一词虽然是汉语,但在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qari ）”或“合里·亦儿坚（qari irgen）”的译语。因此,“色目人”一词所涵盖的对象在蒙古语世界与汉语世界并不完全一致,其边界是动态的,有一定的模糊性。蒙元政权的多民族政策,从根本上讲,是蒙古至上主义,即蒙古（国人）与非蒙古（“合里”）的二等人制,四等人制是细化的说法,汉文化意识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元代东北统治考述

元代整个东北地区被逐步纳入了分封制与行省制的体系之内,这使得元代的东北统治既可折射朝廷、诸王等多种政治势力的混存交织,又体现出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与若干特色。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元代的东北统治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控制、安抚、利用东北诸王,始终是元代东北统治中面临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