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与齐王纳谏

收到一封老同学来信,向我讲述了一件事。原来,他们单位有位领导,在一次反腐倡廉动员会上表示,希望大家对他的缺点错误提出严厉批评。其言耿耿,其情殷殷,于是几个老于世故的干部就鸡毛蒜皮地提了一大堆,他均予以“笑纳”;我的老同学感动之余,便动了真格的,诚心诚意地把他大搞不正之风的几桩事一一提了出来,希望他能作出自我批评并予以纠正。孰料这位领导的脸色当场就阴了下来,过后见了他连睬也不睬,使我这位同学至今仍惴惴不安……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齐威王。丞相邹忌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成语典故和古诗、文注释(选登)

熟视无睹(72页——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次,下同) 熟视:仔细地看,逼近地看。《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睹:看见。无睹就是看不见。熟视无睹:看了也和看不见一样,或看来看去看不见的意思。有时也被引申为置之不理,不负责任。鳏寡孤独(117页)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矜(读官,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丘是一个复辟倒退狂。他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只有五帝之时,才是“大同”世界。那时“天下为公”,世道太平,没有妻子的男人(鳏),     

《全三国文》小考一则

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 11魏废帝 (齐王芳 )《即位诏》案曰 :“齐王芳纪二月 ,有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诏。据《曹爽传》是孙资所作 ,今编人孙资文。”又卷 2 2孙资《以太尉司马懿为太傅诏》按曰 :‘《魏志·曹爽传》注引《魏书》‘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严可均把“令”当     

《子虚》《上林》的创作背景与体制特征

汉大赋一向以“劝百讽一”的矛盾结构存在被人批评，然而汉大赋的典范《子虚》《上林》的形成却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创作背景，它是作者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本身并没有多少“劝”与“讽”的矛盾。     

《学记》与教学原则

《学记》是世界上的教育专著,它在教学方面提出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不躐等”、“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长善而救其失”、“禁于未发之谓序”、“当其可之谓时”、“相观而善之谓摩”等教学要求,对我们今天的教学很有启发意义。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它,并赋于它新的科学含义,做到古为今用。     

从《过秦论》、《六国论》看古代史论的特点

《过秦论》、《六国论》堪称古代史论中的“双璧”、饰史事以立论,展文采以进讽是两文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 史论的特点。     

《读书杂志》“意疑”析

《读书杂志》“意疑”析《史记》卷７５《孟尝君列传》：“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王，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中华书局标点本，第七册，页２３５７）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第二》“意疑”条说：“‘意’下本无‘疑’字，...     

白居易讽谕诗的诗体与言说方式

在白居易讽谕诗的主题与言说方式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除少数颂美作品采用模仿章表体"对君言"的第二人称形式外,其他"规刺"之作均采用基本一致的客观叙事形式,这既是文体限制和创作惯例使然,也是作者采取的一种明智的修辞策略。讽谕诗又由传统的兴寄体和政论体两种诗体组成,但显然是以后者为主,用后者的时事性、宏观性、批判性改造、融汇了前者。     

《诗经》政治怨刺诗的表现方式研究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以诗讽谕怨刺的传统,这一传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它形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反映着古人的文学观念。《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政治怨刺诗是这一传统最早期的作品,《诗经》政治怨刺诗是《诗经》中最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它不仅数量上在《诗经》中占有很大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开创了我国怨刺讽谕的诗歌传统,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选取了最能反映政治怨刺诗特色的呼告抒情、借古讽今、敷陈直叙三种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     

高明《琵琶记》的“动人”内涵及其价值

“动人”是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接受者向“善”伦理意志;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丰富深刻内涵;三是“因文生事”中体现杰出“文才”。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现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对读者与观众审美情趣自觉迎合。这三方面展布,使《琵琶记》形成非同凡响格调,促成它“经典”地位确立。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

春秋赋诗是《诗经》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赋诗”介于“歌诗”、“诵诗”之间 ,盖类似后世之吟诗。春秋赋诗按其义例可分为礼仪外交类、言志观志类、劝戒讽谕类三类 ,然总体上都可以叫做“赋诗言志”。其特点一是古诗新用 ,二是借此言彼 ,三是断章取义 ,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隐语对话式的复杂而微妙的传播接受机制 ,一种暗含着“兴观群怨”之作用的高妙的用诗机制和独特的解读机制。赋诗是春秋这一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其起始、兴盛、衰落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春秋赋诗这一独特而亮丽的文化景观 ,在《诗经》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     

论《楚辞》的形成及秦楚文化圈

《楚辞》是楚国巫文化下的产物，包括巫史、巫医，无不与巫有渊源关系。《九歌》是祭祀上帝诸神的巫剧。屈原是以贵族而兼巫史的人物，他的《离骚》充分反映他对善、爱、美人性的追求。秦楚赵代都是帝颛顼的后裔，所以成为一共同的“文化圈”。     

从《李笠翁曲话》看李渔之音乐美学思想

《李笠翁曲话》是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一书中的“词曲部”和“演习部”，后人通常把这两部分叫做《李笠翁曲话》，其独到的音乐美学思想：一是追求“独先结构”的形式与“善、奇”的内容相统一；二是重视音乐创作的“合人情”；三是在文风上应“重机趣”、“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习俗恶”；四是在音乐教育中应“唱曲情”。     

司马迁笔下的姜太公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史学家.他首创纪传体史书范例而著的《史记》一书,为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叙事,上自三代,下迄秦汉,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尊重史实,忠实记载历史事件的科学态度.正如西汉史学家班固所推崇的那样:“服其善序事理,辨而平华,不质而不俚,其文值,其中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因为司马迁坚持“实录”的治史态度,其《史记》才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以致史学界有些学者同人还积极呼吁应建立专门的“《史记》学”.那么,对于我国西周时期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姜太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如何为他树碑立传的呢,本文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以供方家里手批评指正.     

司马迁笔下的下层人物

司马迁是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在1926年讲授《汉文学史纲要》时,又称道     

诗画永昌（之六）

高楼广厦锦成堆,几觅残碑旧梦回。常忆先贤讽咏处,风风雨雨明诗台。这是民国元年（即1911年）,李根源先生在解放腾越首义的事情后,为了标榜文事、张扬先贤,在当时已经成为“旧中军署”的铁楼街张志淳和张含父子故居的荒草瓦砾中寻觅到当年“明诗台”亭台碑铭的旧址,重新立下“明诗台故址碑”时,特意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作为纪念。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伦理观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伦理思想里,中庸居于核心的地位,是最高的善。中庸不是折衷主义,它只在德性的意义上使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道德”以“善”字来论是指人的情感和行为的中庸状态,亦即至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它不容易达到,必须依靠人的理性不断地去追求。     

释“奇正”——《文心雕龙》札记之一

(一) “奇正”,本是兵家术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奇正”应用到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赋予它以丰富的内涵,使它成为《文心雕龙》以及我国传统美学中的一组重要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虽没有辟专章论述“奇正”,但这一组概念的应用是贯串全书的。他常常用“奇正”来说明文章的某种总的特点和要求,或对文章作总的评价。例如,《正纬》篇概括儒家六经和纬书的根本区别是“经正纬奇”,《辨骚》篇说屈原的诗歌中存在着“奇”和“正”两种因素,要求人们学习屈原时要“酌奇而不失其真     

俗语佛源

禅 “禅”是梵语dhyana(禅那)的省略,意译为“静虑”、“思惟修’等等.“禅”的本义是伏除欲界烦恼的色界“四禅”.意谓心中寂静,没有杂念.《大智度论》卷十七:“诸定功德都是思惟修.禅,秦言思惟修.”通常习惯与“定”合称为“禅定”.排定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合称为“六度”.讲到“禅”,很容易联想到“禅宗”.禅宗的“禅”即达摩来华所传的“祖师禅”;包括“定”、“慧”两方面,与“禅定”之“禅”是有区别的.随着禅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与“禅”有关的用语,如禅房、禅杖、禅林等.又如:因禅而得轻安,谓之“禅悦”;懒于修道,谓之“逃禅”.方便 指因人施教,导入人佛之权宜方法.《大藏法数》:“方谓方法,便谓便宜,犹善巧也.”“方便”为菩萨十度之一,是大乘佛教的一大特色.姚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有长者名维摩诘……善于智度,通达方便.……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同书《佛道品》:“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唐《孟浩然集—·还山赠湛禅师》诗:“念兹泛苦海,方便示迷津.”以后引申为随机应变或与人便利等.     

先立其大:《孟子》人性本体的成立

历代儒者对孟子人性善的解释都是将其解释为预设的人性本体.从《孟子》文本出发,通过对孟子何谓大者、大者如何立、大体的存养、为不善的原因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孟子所谈之性,既有欲望之天性又有本体之人性,“大体”“大者”即是本体之人性,其人性本体是通过“思”并将之“扩而充之”而得来的;通过“思”和“扩而充之”而得来的人性本体是需要通过“寡欲”和“集义”的途径而“存养”的;不能“存养”即是“不善”,因此,孟子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形而上学者,而是儒学形而上学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