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门槛下绿色创新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碳减排门槛效应下,考察了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了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制约因素。考虑了企业与政府的碳决策目标差异,将全要素生产率分为不含环境因素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包含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6—2017年省际及重点碳源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碳减排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②当碳排放总量处于低位时,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超出碳高位的补贴将会失效;当碳排放强度处于中位时,低碳补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影响;③碳减排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S”型关系,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U”型关系。因此,绿色创新与低碳补贴应契合碳减排的阶段性特征,选择有效路径,为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增长提供重要借鉴。     

出口学习、研发效应与企业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相关国内文献,大多集中在检验中国企业是否存在"出口学习效应",对如何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具体机理较少涉及。本文认为,产生"出口学习效应"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出口后的研发概率与绩效更高,在出口过程中企业会更有可能选择研发投入,且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基于多达100万个样本点的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后选择研发投入的可能性会增加21.63%,而研发投入的选择,给这类企业带来了每年约7.3%的生产率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不仅可以发挥比较优势,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也是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自主选择研发投入,并在中长期提升生产率,获得动态优势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提升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特征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和熵值法测算30个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     

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为探讨公众参与理论对“波特假说”的影响机制,利用SE-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客观层面、主观层面和结果层面3个层面的指标采用熵权法合成公众参与度测量标准,通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公众参与理论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公众参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理论得到验证;(2)在目前阶段,公众参与和正式环境规制工具尚未能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达到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即未能发挥正向交互作用;(3)公众参与程度是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波特假说”成立的边界条件;(4)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水平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效果具有门槛效应。     

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和门槛回归方法的研究

运用并拓展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通过模型推演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生产率的双刃剑效应表现为双门槛、三区间效应:对于既有生产率高于研发创新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能够刺激其研发创新并促进生产率提升;对于既有生产率低于研发创新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无法激发企业研发创新,进而不影响生产率;对于既有生产率进一步低于幸存门槛生产率的企业,政府补贴虽不影响其研发创新,但会令这些本应被市场竞争淘汰的落后企业得以弥补亏损、继续幸存,从而在数据上表现为政府补贴“阻碍”企业生产率提升①。利用门槛回归方法,本文支持了上述模型推论。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择优补贴、锦上添花。     

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9-2017年农业科学院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Hsieh and klenow建立的资源错配模型测算出农业科技资源总错配指数.基于地区农业科技资源错配视角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科技资源错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25...     

创新、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在异质性假设下研究创新、出口行为选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新、出口行为选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没有随着企业所有权的不同而不同,也没有因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改变。其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创新和出口方式选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开始是不太显著,不过随着不同因素的逐步增加,结果变得越来越显著;对于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无论是否加入其它因素,创新、出口行为选择自始至终能够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生产率。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产品创新、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

在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下,从理论上分析了产品创新对企业出口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得出实施产品创新的企业更能匹配国外消费者偏好,进而成为出口企业的概率更大。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从多个层面证实了这一结论,且产品创新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企业、不同所有权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还得出,规模经济效应、生产率悖论、人口红利等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出口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     

中国城市蔓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是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蔓延已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城市蔓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异质性关系。研究发现：①城市适度蔓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显著提升作用,蔓延过度则呈现抑制效应或者影响不明显;②就人口集聚的区域差异而言,城市蔓延对东部地区促进作用突出,而对中西部地区更多表现出抑制效应;③此外,随着经济超过最优集聚区间,两者之间的反方向关联变为同向关系,进一步发现,两者之间显著存在基于制造业集聚的“倒U型”门槛效应,而在服务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城市,城市蔓延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本文深化了对城市蔓延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对中国正在推进的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也有着启示意义。     

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异质门槛效应——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RD投入强度对其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Super-SBM模型度量的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符合实际,八大经济区域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地域差异;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RD投入强度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市场环境、政府资助、产业集聚均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劳动者素质影响不明显。     

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系统分析中国36个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差异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正向促进效应。以期明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差异性与适应性,为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践性政策参考。     

异质型责任主体的环境协同治理效果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多方联动”中国特色环境治理体系是增强环境主体履行责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异质型环境责任主体的内外部协同视角出发,基于2011—2017年中国31个省（区、市）宏观数据及A股1423家工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探析“多方联动”的环境责任主体“提质”“减排”“增效”的协同治理效果;在环保督查力度持续攀升、环境污染治理行政规制适时调整的背景下,考察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环境责任主体协同治理效果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政府规制责任与公众监督责任的内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提质”效果,倒逼企业积极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提高发展质量。②政府规制责任、企业环境责任、公众监督责任“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发挥显著“减排”与“增效”作用,不仅降低地区污染排放水平,提高环境治理效率,而且显著提升地区绿色贡献水平,有效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释放了因时、因地、因事精准施策、适时调整、高效匹配的信号,有效提升了“多方联动”的外部协同治理效果。本文对于加快完善多方协同共治的环境治理机制、推动经济与环境激励相容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滩涂养殖对海水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运用SBM-GML模型对2008—2018年中国沿海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水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研究滩涂养殖对海水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水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0～1.15之间波动,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生产率区域间差异显著,呈现地区不平...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阈值效应

本文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数据为样本,基于静态阈值估计模型和修正后的动态调整模型两种检验,首次在文献上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普遍扎堆3%、且围绕3%动态调整的独特现象和“阈值效应”。研究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选择把研发投入强度仅仅维持在刚好满足当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所规定的达标水平线上,研发投入行为目的更多在于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资格,继而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优惠,缺乏主动进行大量研发投入的创新动力。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环境的影响

通过分析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形状的影响，探讨了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并给出绿色贸易壁垒将可能从两方面影响我国EKC曲线的形状；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将可能影响我国EKC曲线转折点的峰值，即导致我国EKC曲线顶点被拔高；另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将可能影响我国EKC曲线转折点峰值出现的时间，延长我国处于污染增加阶段的时间；最后就如何减轻或消除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服务贸易开放、研发投入结构错配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研究了服务贸易开放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阻滞和疏通机制。结果显示：在工业全行业层面,研发投入的技术促进传导机制存在阻滞,提升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投入的匹配度可以疏通这种阻滞的机制。分行业层面,在清洁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研发投入的技术促进传导机制存在阻滞,可以通过提升研发投入匹配度来疏通阻滞的机制。但是在高技术密集型行业,通过提升研发投入匹配度带来的疏通作用不大。在高度污染行业,这种传导机制并没有受阻,相对比较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