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企业资源能力的生成机理及演化路径——以蒙草为例

本文选取蒙草进行典型案例研究，探究企业资源能力的生成机理及其演化路径，并阐释企业当前动态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在企业迅速发展进程中，管理认知层战略判断与组织行动层战略执行是推动企业资源能力生成的重要因素；（2）企业资源能力的进阶主要受管理认知层发展观与组织行动层分工认知结果的导向行为的驱动，并析出企业资源能力的升级过程为“整合能力-延伸能力-再构能力”；（3）提出“认知-行动-能力”作用关系模型，理清管理认知层战略判断、组织行动层战略执行与企业资源能力演化的内在作用关系，并剖析了动态能力形成过程的内在作用机理。     

创新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创新治理视域下创新董事作为创新治理的主体，其内涵为“专家+董事+授权”。本文首先通过数学建模，形成创新董事直接和间接作用下的企业创新能力模型；然后采用德尔菲法提炼出影响创新董事发挥作用的八个因素，继而以创新董事为潜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董事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均与创新能力正相关，创新治理的关键是对创新者“赋权”，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逻辑是“创新治理→科技+权力的结合→创新制度供给→创新能力提升”。故企业应设立创新董事，进行硬授权、给予话语权，构建创新驱动的制度环境。为实现企业由“生产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国企须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民企须从“控制型”向“授权型”转变。     

复杂产品系统企业主导逻辑——以大连机车为例

本文基于认知视角,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和分析动态视角下中国复杂产品系统企业技术发展的主导逻辑。研究发现：复杂产品系统企业中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技术归因”逻辑,其内涵体现为外部驱动、任务定义、任务实现和任务保障四个方面;复杂产品系统企业的“技术归因”逻辑具有“任务导向”和“技术聚焦”的特点,使企业聚焦于技术获取和产品研发任务,从而获得长期绩效和持续竞争优势。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归因”认知逻辑的惯性特征对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组织阶层逻辑差异、与行业逻辑匹配性等问题,及其对中国复杂产品系统企业具有的管理启示。     

数字化新情境下高管认知对产品创新的影响

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围绕数字化新情境下产品创新的流程和绩效等转变的现象,本文基于注意力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高管认知灵活性→信息搜寻强度→数据驱动的动态能力→产品创新”链式中介模型。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新情境下,高管认知的动态转变是产品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高管认知灵活性通过增强数据驱动的动态能力促进产品创新;高管认知灵活性通过信息搜寻强度促进数据驱动的动态能力,进而提升产品创新。本研究从高管注意力动态转换与投入、组织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构建与发展两个视角,丰富了数字化新情境下的产品创新管理理论,同时也从个体认知和行为等微观基础层面拓展了数据驱动的动态能力理论内涵。     

领导-成员心智模式一致性与研发人员创造力

心智模式作为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深层认知因素是创造力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员工心智模式的作用,忽视了领导-成员心智模式的匹配效应。基于个体-环境匹配理论、内隐理论等多维视角,考察了领导-成员心智模式一致性对研发人员创造力的影响及过程机理。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对308名企业研发人员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领导-成员心智模式一致性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激发研发人员创造力。一致性情形下,与“低-低”组合相比,“高-高”组合对研发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更强;不一致性情形下,与“高-低”组合相比,“低-高”组合对研发人员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更强。（2）工作旺盛力在领导-成员心智模式一致性与研发人员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3）使命取向调节了领导-成员心智模式一致性与工作旺盛力之间的关系。与低使命取向相比,高使命取向条件下上述正向关系更强。最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     

有意义的创新：基于复杂系统视角的交互耦合框架

经济社会发展从“规模与效率”向“价值与意义”的转向是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征。作为引导创新主体主动关注社会需求与未来发展的创新范式，有意义的创新（Meaningful Innovation, MI）之兴起体现了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在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中的“回归”。研究基于复杂系统视角，探索有意义创新的前因问题。研究构建了整合有意义的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IC）的交互耦合框架，认为创新意义的价值发现是探索式学习的过程，而其价值转化是利用式学习的过程。面对资源的约束与环境的挑战，企业应当发展双元创新能力实现资源协同，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协调效率逻辑与意义逻辑，兼顾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推动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员工流动成长效应”：结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分析了“员工流动成长效应”,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数据,采用项目分析、因子分析、单一样本t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和检验了“员工流动成长效应”的结构模型。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证实了：（1）员工的流动存在成长效应,流动将促进员工成长性提高具有统计意义;（2）“员工流动成长效应”是个并列的七因子结构,这七个因子包括人岗匹配、创新能力、社会能力、职业能力、自我认知、工作业绩和报酬水平;（3）本研究编制的“员工流动成长效应”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双创"驱动经济发展的效果评价研究

“双创”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于如何评价“双创”对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当前“双创”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果如何等问题还缺乏理论关注与实证研究。研究结合“双创”发展特征，在修订波特的钻石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双创”驱动经济发展要素模型并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基于324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分析了“双创”驱动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双创”驱动经济发展效果明显，但仍有部分要素需要进一步关注与改善。     

扎根范式下虚拟企业战略演进过程及机理的研究

虚拟企业作为适应动态复杂市场环境的主要组织形式，其战略演进过程及作用机理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以三家典型企业为样本，采用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发现了虚拟企业战略演进的两个过程：在市场环境影响下，领导者认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生存需求，形成虚拟企业初级阶段的战略；领导者认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成长需求，并积极响应市场环境，形成虚拟企业成熟阶段的战略。领导者认知是推动不同战略过程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伴随领导者认知地位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战略演进过程呈现出“随行就市”和“造势入市”的特征。本文通过认知地图的方式结合战略演进过程的特征，构建出符合虚拟企业战略演进过程特征的动态连续“W”模型，形象深入地剖析了虚拟企业战略演进过程的内在动因与形成机理，为后续详尽的探究虚拟演进理论提供了可能的视角。     

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创业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为何同样制度环境下个体有着差异化创业决策”的问题,现有创业制度研究未能有效解答。因此研究引入认知视角,试图揭示创业制度环境三类因素影响创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包括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这一“黑箱”中的作用。通过五省市1000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类创业制度的积极认知将显著促进创业决策生成;（2）创业制度通过影响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最终作用于创业决策;（3）三类制度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认知制度完全经由风险感知与机会评估的连续中介影响创业决策,规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作用路径则被二者部分中介;（4）风险感知会显著负向影响机会评估,两类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分别起到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成因与制度影响,进而提升“双创”建设和我国创业质量。     

CEO学术经历与企业创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下海潮”在公司高管团队中形成了学者型CEO的独特现象。本文从这一现实背景出发,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实证检验了CEO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CEO学术经历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约10%,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地,当CEO权力越大或来自内部晋升等CEO对创新决策的影响力越大时,其学术经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越强。作用机理的检验表明,当CEO从海外取得学术经历或具备高层次学术经历时,其所在企业的创新水平更高;同时,有学术经历CEO所在企业更有可能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战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而为本文的“创新精神塑造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文在丰富企业创新和高层梯队理论领域文献的同时,对于上市公司制定科学合理的CEO聘任决策及推动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造业服务化商业模式创新:基于资源基础观

整合制造业服务化与商业模式创新两个领域的前沿理论,基于资源基础观,采用我国两家装备制造企业的双案例研究,揭示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商业模式创新机理。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制造服务化的外在表现是企业价值主张、业务流程、盈利模式与外部关系的重构,而内在动力是企业关键资源与能力的重新整合。第二,为实现服务化,企业内资源可以打破重组,以商业模式各要素为属性进行资源整合;制造企业原有的关键资源与能力是企业赖以转型的必要基础。第三,制造服务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不同服务化程度的企业,资源整合的重点及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派系及联络企业的创新能力评价

近年来，随着企业间结盟方式逐渐趋于多元化，企业个体间竞争的模式正在向基于派系间竞争模式转化。本研究基于社会网络的理论，以中国9个高新技术行业2010-2015年联盟创新网络的数据为样本，对联盟网络中的派系类别及派系间联络企业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派系林立程度较大，跨派系融合度较低；研发优势派系、契约式派系及纯商业型派系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派系间联络企业负向调节纯商业型派系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对企业进行派系的选择及派系关系的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指导意义。     

CEO两职合一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董事长)的领导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使用2003-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发现CEO两职合一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首先,CEO两职合一促使企业研发投入更多;其次,CEO两职合一增加了企业的研发产出(表现为获得更多发明专利);第三,CEO两职合一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效率。此外,CEO两职合一对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在监管力度较大的企业更明显。     

不同新颖度知识创造与企业成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华为时间序列数据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知识创造作为企业内生性知识存量积累的来源以及获取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在我国强调自主创新的转型经济背景下变得日益重要。相关研究多基于过程视角探索知识创造过程(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却对企业创造的新知识到底如何影响企业成长关注不够,这使得现有研究不能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知识创造过程的企业最终会获得不一样成长结果的现象。本文基于新颖度区分的企业知识创造结果视角,以华为时间序列数据为对象进行探索性纵向案例研究,对企业所创造的不同新颖程度的新知识与企业成长间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知识创造对企业成长的积极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期,并随时间推移呈现出先递增再递减的倒U型特征;随着所创造知识的新颖程度提高,知识创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呈现出近似U型的特征。最后,文章讨论了理论贡献、管理意义与研究局限。     

制度环境、动态能力与高管认知影响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效应

本文以16家中小企业为样本,从制度-能力-认知3个层面出发,采用fsQCA方法对制度环境、动态能力和高管支持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的多重并发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机会识别能力是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缺乏高管认知是阻碍朴素式创新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驱动朴素式创新的路径有3条,包括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机会识别能力的组态,高机会识别能力、高整合重构能力、高组织柔性和高管认知的组态,高组织合法性、高机会识别能力、高组织柔性与高管认知的组态。各路径中的要素在解释朴素式创新时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第三,抑制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包括2条,即当高管认知缺失时,只要动态能力缺失或者制度环境缺失,便会制约朴素式创新。     

管理层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使用2003-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本文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这表明管理层持股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具有“激励相容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在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更明显。     

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

利用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如何因企业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采用研发投入作为技术创新投入度量指标、知识产权数量作为技术创新产出度量指标,综合利用相关系数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高管团队中的家族成员人数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随着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完善,这一正向影响有所减弱。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家族成员参与管理仍然是促进家族企业技术创新的一种有效机制,特别是在制度环境更为落后的地区。     

原始性创新的触发机制研究—基于动机性信息处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视角

关于原始性创新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概念、特征、对企业绩效和竞争力的影响等方面,对原始性创新触发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创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动机性信息处理理论为基础,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对触发企业原始性创新的因素及路径进行理论分析,提出原始性创新的触发机制模型。研究结论表明,利益相关者通过内外部两条路径影响原始性创新:其一是,对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评价的采纳为创新提供过滤机制,帮助企业筛除新颖但无用的想法,确保创新想法的"有用性",为创新产品的推出和商业化成功提供前提,即从内部触发原始性创新;其二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基于知识的声誉的感知为创新提供信号机制,为创新资金投入提供支持,并有助于用户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实现创新产品的商业化,即从外部触发原始性创新。研究丰富了原始性创新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于促进我国企业的原始性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及策略性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创新链全视角

现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影响的文献缺乏从整个创新链的全角度揭示税收优惠政策是否真正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探索。基于中关村科技型企业数据,本文选取税收优惠政策中典型的政策工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作为研究对象,有别于已有主要从“投入”视角关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引导作用的研究,从“投入-产出-收益”的创新链全视角,将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阶段与技术转化阶段,以揭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否真的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投入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与强度;在产出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仅促进了研发产出规模的提升,而对于产出强度则无显著影响;在收益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收益规模与强度同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肯定了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引导作用,以及其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思路为揭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提供了新视角,研究发现为从创新链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角度思考和改善政府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和实施提供了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