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系统中的连接性政策：概念与应用

当前各国通过构建国家创新系统提升科技能力,但实践的效果则大相径庭。为了解释这一问题,通过总结和延伸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连接性政策的概念和分类框架,并通过政策文本计量方法分析了2001年至2015年我国连接性政策的现状与趋势。研究认为,连接性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创新系统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其次,我国创新系统已经较充分的使用连接性政策,在具体政策工具选择上较多使用“线性创新”工具。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科技政策学研究态势及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科学计量学方法,以科技论文和资助项目为主要资料,对2011年以来国际上发表的科技政策研究论文、以及美国SciSIP计划、日本SciREX计划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科技管理与政策”相关的规划布局和资助项目进行定量和定性综合分析,揭示国际和我国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态势。美国科技政策“学”强调“科学基础”,主要侧重于服务政府部门的科技政策制定和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日本则倾向“学科建设”,包括国家重要政策议题的专题研究（任务导向研究）,针对科技政策学术共同体的课题资助（自由申请研究）,机构设置与人才培养,以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我国的科技政策学,建议同时借鉴日本学科建设的思路以及美国协调各政府部门政策过程的思路;建议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融合研究,考虑设置“科技政策研究”专项资助渠道与多元资助机制;建议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任务;建议建立政策研究界和决策者之间的建制性交流研讨机制等。     

中国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研究(1949—2015)

从科技规划对体现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提出"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的研究问题。通过对1949—2015年中国科技规划全时段、全样本量的政策文本数据分析,得到结论,环境保护在中国科技规划中的内容越来越多、层级越来越高、对政策方向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且环境保护在历次规划中已日益成为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政策问题。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环境友好型中长期科技规划的政策体系框架,并在实践层面首次积累了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对不同历史时期环境保护的影响样本。     

国内高端人才研究：理论视角与最新进展

通过对国内既有文献的梳理,本文以“人才”概念为出发点,从历史视角、学科视角和政策视角勾勒出人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梳理了高端人才的测量标准,同时归纳出高端人才研究的“人格特质理论”、“生态系统理论”、“政策分析视角”、“风险管理视角”和“空间分析视角”,提炼出时代性、政治性、专业性和多元性的高端人才研究特点。在研究方法层面,本文总结出“定量研究法”、“履历分析法”、“文本-内容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四种研究路径。最后,在总体评估已有文献基础上,分析了国内高端人才研究以及人才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方向。     

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演化

以研究科学技术政策的国际权威期刊《Research Policy》（科研政策）于1974-2016年刊载的2855篇文献作为数据样本,运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获取国际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机构、国家、区域分布;通过高频主题词分析,确定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检测词频变动趋势显著的主题词确定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的前沿领域与发展趋势变化,分析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演变历程。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国际研究在过去42年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研究范围由早期零星的“科技政策”相关探索发展到目前注重“科技政策学”的科学规范化研究,研究视角由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向微观倾斜,研究热点由知识管理、国家创新系统等扩展到开放式创新、三螺旋创新、团队知识创造等多样化研究。同时发现,科技政策国际研究在早期主要受到纳尔逊（RR Nelson）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和波特（ME Porter）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影响,而当前主要受到开放式创新理论、三重螺旋创新理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更加全面地了解科技政策国际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演化进程,把握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参考及依据。     

跨区域知识流动和创新合作网络动态演化分析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当前的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发挥和协调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创新引领作用意义重大。本文采用2002-2016年京津冀地区“211高校”的跨区域合作专利数据,构建基于高校-企业所在省份专利合作关系的知识流动有向网络,以“区域内-区域外合作”和“宏观-微观”为支撑,探讨了京津冀产学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创新能力和知识流动的动态变迁。研究发现,从“区域内-区域外”视角而言,北京市在区域内部合作中处于中心,而区域外部知识流入则以南方省份表现更强劲;从“宏观-微观”视角而言,京津冀产学合作从外延     

中国主要科技计划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研究：1982-2015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复杂,如何从理论层面拓展跨学科解决环境问题的体系框架是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中的理论前沿。本文从科技计划对推动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选取了实施时间较久、资金体量较大、最能代表科学技术各领域、影响力较深远的六项主要科技计划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科技计划的战略目标、主要领域和经费投入和课题设置三个层面的政策文本分析,理清了其体现环境保护的全演变过程,试图将这六项科技计划作为一个整体反映和体现环境保护的宏观演变格局,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环境保护在1982-2015年间中国主要科技计划中的内容影响越来越大、层级越来越高、资源配置程度越来越多。论文力图在理论层面尝试拓展环境友好型科技计划的政策体系框架、并在实践层面首次估算出了2001-2013年间三大主体科技计划对环境保护领域的经费投入情况,以期为未来优化环境保护在中国科技计划中的体现有所启示。     

复杂产品系统企业主导逻辑——以大连机车为例

本文基于认知视角,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和分析动态视角下中国复杂产品系统企业技术发展的主导逻辑。研究发现：复杂产品系统企业中存在一种一以贯之的“技术归因”逻辑,其内涵体现为外部驱动、任务定义、任务实现和任务保障四个方面;复杂产品系统企业的“技术归因”逻辑具有“任务导向”和“技术聚焦”的特点,使企业聚焦于技术获取和产品研发任务,从而获得长期绩效和持续竞争优势。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技术归因”认知逻辑的惯性特征对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同组织阶层逻辑差异、与行业逻辑匹配性等问题,及其对中国复杂产品系统企业具有的管理启示。     

“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     

从知识遮蔽到认知民主：环境风险治理的知识生产

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传统环境治理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依赖“技治主义”范式，通过“解难题”以寻求环境治理的确定性、可靠性。环境风险决策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而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当前，科学常常与风险非常大、事实难确定、价值存争议、高度复杂性、决策很紧迫的“棘手问题”相勾连。频繁的环境风险争端引发人们重新理解与反思科学，使人类社会迈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安全保障与准确答案，传统环境风险治理遭遇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生产与应用新模式，重塑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认知民主，主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它们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要求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强调非职业化、情境性的知识价值，在赋予公民与专家以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等问题的基本共识，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治理奠定稳健、包容的知识基础。知识民主化既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新典范，又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由此，知识也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