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

科学实践哲学强调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认为科学认识中不存在先验因素,这实际上倒向了经验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众所周知,经验主义不但难以克服来自怀疑论的挑战,而且缺失对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的论证。有意克服怀疑论的先验主义是理解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的关键。在康德那里,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体现于主体的认知框架,即面对感性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时的别无二选。在由改造康德哲学而来的先验语用学那里,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体现于主体间的先验语言游戏。然而,科学知识的现实存在以“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合理的有效性”为代价,代价起因于知性认知的奠基本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本性之间的错位。上述的探究启示我们应尝试将经验主义、先验主义与对科学知识的实际状况的反思结合起来,这样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普遍性”及二者对立的根源。     

STS领域的知识图谱——基于贝尔纳奖获得者共被引分析

通过对贝尔纳奖获得者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采取多元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绘制STS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其存在七个学术子群,并确定了各子群的主题,按因子分析方差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为“SSK微观进路”、“科学技术的女性主义研究”、“科学体制社会学”、“技术论”、“争论与风险研究”、“SSK宏观进路”、“科技史”;获奖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大量交集,研究主题渗透交叉、依赖较紧密;尽管Thomas Kuhn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影响最大的STS学者,但在STS学术共同体中,Bruno Latour影响力却是最大。     

基于元人种志的信息偶遇“用户”影响维度研究

【目的／意义】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影响信息偶遇的因素,探讨用户维度下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 对信息偶遇产生影响,为日后如何提高用户信息偶遇发生机率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用元人种志这一较为新 颖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原始研究进行综合集成。【结果／结论】本研究在“用户”维度下,最终集成了影响“用户”维度 的子维度。子维度分别为“个性特征”、“个人情感状态”、“信息素养”、“认知风格”、“人口统计学特征”。每一个子 维度下的因素对偶遇的程度有不同的影响,如“个性特征”子维度中,笔者发现越具有好奇心、创造力、兴趣越广泛、 思维越活跃,以及具有准备的头脑的用户会更容易发生信息偶遇等等。     

扎根理论的“丛林”、过往与进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世人瞩目，也积累了大量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以何种方法论对这些特色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管理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扎根理论是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优秀方法论，但其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学派的“丛林”，使初学者望而却步。本文在充分回顾国内外有关扎根理论的代表性研究基础上，梳理了扎根理论发展的脉络及不同学派，对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扎根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建构型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流程进行了比较，基于定性与定量研究思想的视角梳理了其演化过程与路径。本文认为，“扎根精神”是扎根理论不同学派共同的学术精神，在秉持“扎根精神”的基础上交流融合是扎根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基于“中国管理扎根研究范式”及已有研究基础，拟提出“扎根方法论（Zhagen Methodology）”，为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构建中国管理学派做出贡献。     

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邻避冲突与民主治理

在科技工业设施选址过程中,对科技风险的忧虑是引发邻避冲突的重要原因。在传统“技术治理”范式下,设施选址与邻避治理决策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普通公众则被视为“非理性”或“无知”。然而以通信基站冲突为例进行的考察发现,针对电磁辐射健康风险的科学知识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未知”问题。政府决策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避甚至不容忍科学不确定性的倾向,由此引发了公众的信任危机。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的彰显使得邻避冲突的技术治理范式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需要走向一种基于“知识民主”的民主治理新范式。这种民主治理强调基于科学不确定性的预防原则、基于认知正义的信任重建以及基于风险沟通与集体学习的选址决策。     

从知识遮蔽到认知民主：环境风险治理的知识生产

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传统环境治理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依赖“技治主义”范式，通过“解难题”以寻求环境治理的确定性、可靠性。环境风险决策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而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当前，科学常常与风险非常大、事实难确定、价值存争议、高度复杂性、决策很紧迫的“棘手问题”相勾连。频繁的环境风险争端引发人们重新理解与反思科学，使人类社会迈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安全保障与准确答案，传统环境风险治理遭遇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生产与应用新模式，重塑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认知民主，主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它们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要求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强调非职业化、情境性的知识价值，在赋予公民与专家以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等问题的基本共识，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治理奠定稳健、包容的知识基础。知识民主化既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新典范，又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由此，知识也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器”。     

基于“良序科学”理想对“CEPC-SPPC之争”的讨论

基切尔认为,树立于温和实在论基础之上的科学形象才是实际的,这也是将科学民主化的认识论依据;与此同时,布朗论述了将科学民主化的政治学依据。这两个依据是旨在为科学实践治理提供标准的“良序科学”理想得以建构的重要前提。“良序科学”理想要求“理想慎思过程”贯穿于科学的资助、具体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成果转化的全过程,以此确保民主力量能始终发挥作用。基于“良序科学”理论来看,最近爆发的中国是否应该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质子对撞机（CEPC-SPPC）”的争论至少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科学实践及其治理存在的三个显著问题：1）中国科学实践的“治理”方面存在观念性障碍;2）治理主体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实践治理的民主模式及其多样性和具体性;3）治理主体未能辨明科普的双重目的：“理解”与“参与”。若要解决这些问题,下述的思路或许可供参考：1）思想观念方面强化认识科学实践时的整体论思维;2）理论研究方面引入普遍语用学的维度;3）制度设计方面重视科学实践治理的正义原则。     

基于关联数据的“江海文化”资源多维语义聚合研究

【目的/意义】“江海文化”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通为中心,属于江苏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分支区域。采用 语义网与关联数据技术,进一步发掘与利用蕴含在“江海文化”各类资源中的知识。【方法/过程】以“江海文化”特定 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张謇研究特色数据库”为基础,运用本体工程与关联数据技术展开多维语义聚合实证研究,包 括基于BIBFRAME 2.0的“张謇”知识本体设计、从RDB到RDF的数据转换、RDF的数据存储、运用SPARQL语言 实现数据的查询与存取以及可视化展示。【结果/结论】实现对“江海文化”相关资源的语义描述、深度关联、多维度 聚合和有效利用,推动 “江海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提高相关馆藏机构的知识服务能力。     

在线研讨的影响因素研究：“信息-技术-人”视角

【目的/意义】从“信息-技术-人”视角探索在线研讨平台中信息交流的独特规律,为在线研讨平台优化提 供理论依据。【方法/过程】将在线研讨的本质界定为复杂的信息交流过程,从“信息”、“技术”、“人”、“人-信息”、 “人-技术”等五个维度解析在线研讨的影响因素,选取“小木虫”和“经管之家”的16个讨论帖为研究样本,利用内容 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结论】实证分析表明,在两个研讨平台中,信息质量的增值性、信息 效价的收敛性、个体性格的乐观性、人际关系的紧密性、个体信息素养的科学性等5个影响因素对于研讨绩效具有 较好的区分度,信息数量的规模性、群体知识结构的互补性等2个影响因素与研讨绩效的相关性不明显,信息类型 的多样性、平台功能的响应性等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异质性社会资本对互联网众筹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众筹网”为例

互联网众筹可视为一种大众参与和共同创造的新兴创业孵化范式。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构建了异质性社会资本影响互联网众筹绩效的理论模型。特别的,注意到发起人两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即“社交资本”和“社群资本”,分别具有“对人不对事”和“对事不对人”的特质,因而在众筹事前风险甄别和事后监督惩罚中具有不同作用机理。最后,采集“众筹网”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发起人的社群资本和社交资本均对众筹绩效有正向影响;2）相对于社交资本,发起人的社群资本对众筹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     

“算法”与国家治理创新——数据、算法与权力的知识生产与逻辑呈现

数据、算法在当前国家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了揭示算法的知识本质及其权力逻辑，根据科学技术研究（STS）和批判数据研究（CDS）对西方算法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多个警务部门的大量深度访谈资料和数据，从中得出经验见解来打开算法的知识黑箱。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构建知识和权力的技术机制，算法一方面可以构建非结构性数据间的相关关系，以预测分布式群体的行为；另一方面，促进对复杂社会需求的高度响应和协调。除了塑造社会秩序和回应社会需求，文章进一步揭示了隐藏在算法光鲜技术科学背后的风险根源。通过对引发算法技术争议的焦点——算法透明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剖析算法的风险是如何在“技术”和“社会政治结构”两套科学/叙事知识中产生，并随着算法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而引起“平等与正义”的科学争议。由此，可以为算法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提供连贯的分析与统一理论，系统呈现算法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挑战。     

STS介入策略研究

“介入策略”的形成与发展是STS研究纲领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它赋予STS研究者进入科学世界现实之轨的能力。随着STS的规范转向,STS逐步由“科学场介入”（简称“介入I”）转变为“社会场介入”（简称“介入Ⅱ”）,介入策略通过与规范转向结盟使STS进入广泛的社会空间之中,“社会行动力”成为当代STS介入策略的新内涵。“介入Ⅱ”策略虽然为STS获得很多声誉,但也面对诸如“社会认同不足”等难题,文章提出了STS介入策略的未来发展路径——“自觉式介入”之路,包括“认识论自觉”、“方法论自觉”、“发展路径自觉”及“理论创新自觉”。     

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

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产生潜在的社会负外部性,引发理论与实践关于科技创新治理的关注,以实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责任。而“开放”逐渐成为组织中一种强有力的规范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组织的资源获取方式、运作方式、与环境的互动方式,责任式创新的治理目标均能够在开放机制中得以实现。围绕责任式创新研究,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构建了以开放科学、开放战略、以及开放社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责任治理的开放机制,并结合争议性科学研究（生殖性克隆与预防性基因编译等）和争议性技术创新（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的案例检验予以论证。研究构建的从开放科学到开放社会的开放机制为科技创新的责任治理提供借鉴启示。     

科学、技术与社会视角下的“韩春雨论文事件”分析——让科学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

新媒体戏剧化的"韩春雨论文事件"报道过程反映出传统实证主义科技观仍在当前我国科学家和媒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学者提供了一次难得机会去审视当前我国科学家的真实知识生产及其与媒体科学传播的真实互动过程。首先从STS中默会知识理论和实验者回归悖论分析"韩春雨论文事件"中颇受争议的可重复性原则,指出可重复性原则不是一个镜式反映自然的表征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利益介入的实践建构过程。接着从STS中藤村的分子生物学彩车理论和拉图尔的信用循环理论角度分析"韩春雨论文事件"出现的社会原因。最后就如何避免类似"韩春雨论文事件"再次发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科研伦理与诚信建设机制需进一步重视与完善;二是需在功利主义价值观与理想主义价值观之间保持合理的必要张力;三是需加大STS教育的普及力度,让科学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     

在生物教学中实施和渗透STS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探索

STS教育属于科学、技术、社会教育的理念,将其实施和渗透到生物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提升生物教学质量和水平,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科素质。因此,在生物教学中,应该重点关注STS教育的实施和渗透,寻找最佳的应用策略和应用方法,营造良好的生物教学环境氛围,充分发挥STS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作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技术素养与社会责任感,满足社会对人才的根本要求,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夯实基础。     

我国“科学-技术-经济”产出的动态关系测度研究——基于“科学-技术”交互的视角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和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基于此背景，本文从科学与技术交互的视角，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方法，试图对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产出三者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模型分析。研究结论显示，科学产出和技术产出之间相互促进；相比技术产出，科学产出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产出；经济产出促进技术产出的效果要好于对科学产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得出，“科学-技术”交互效应是存在的，并且对经济产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情况对“科学-技术”交互效应的实现也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风险社会逻辑构架的理论探讨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境遇中,风险社会悄然来临,它是人类社会在科技的支撑下运转至今的必然结果,它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构架。资本逻辑的全球运行使得风险社会不断扩张,大众消费社会的风靡和虚假需要的膨胀分别是风险社会得以维系的主客观因素,创新的加快是风险社会得以持续的根本缘由。对风险社会基本逻辑构架的认知是我们深刻认知和把握当今时代的重要理论需求。     

学术和商业激励作用下的高校R&D活动影响研究

随着传统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变，高校兼具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的双重特性。科研人员在R&D活动中追求学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双重目标。本文基于一个简单模型来研究学术和商业激励两种方式对R&D活动时间配置以及项目选择的影响，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了组织最优激励契约设计。研究结果表明：高的商业激励会减少科研人员研究活动，但却激励科研人员选择高风险的基础研究，从而会带来突破性创新。组织层面高校应加大商业激励鼓励研究偏好人员，对偏好研究活动的人员，激励其进行开发活动；对于不偏好研究活动的人员，激励其增加努力程度。     

关系资本、双元创新与高技术产业主导设计

利用2004-2012年中国车辆标准数据和442家汽车企业专利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双元创新如何在标准联盟组合的关系资本与高技术产业主导设计间发挥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标准联盟组合的商业关系与高技术产业主导设计间，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标准联盟组合的政治关系与高技术产业主导设计间，企业探索式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利用式创新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主导设计与网络组织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证据，为国家和企业推动高技术产业主导设计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形成中的三元改革主体探索——以“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1982年,为了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央前瞻性地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但在此方针之下,中央并没有设计出具体的实现路径,而是将自主探索权交给了基层社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进程中,海淀区政府基于属地科技优势积极探索发展本地经济的有效模式,以中科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所为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与自身定位的矛盾积极倡导各下属单位创办科技企业,广大科技人员为摆脱生存困境开始从微观经济领域中探索建立有别于原体制的具有独立法人意志的市场主体,三元改革主体互动,共同促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总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在国家战略方向的确定、基础性的制度变革由中央政府创造了大前提之后,改革能否见实效的基础在于各个层面有没有与之相呼应的个体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