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以合肥检察院系统的实践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都具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承担着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进行核实,审查起诉环节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开庭审理。如果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提出非法证据的排除,公诉机关需要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所以公诉环节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显得尤为重要。公诉是检察机关核心的标志性的职能,它担负着指控犯罪与诉讼监督的职能,既是侦查程序审查的把关者,又是审判程序的启动者和诉讼程序的纠错匡正者,如何有效的排除非法证据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证法律在诉讼中得到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意义重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探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的同时,实现对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的规制和约束。要建立既科学合理,又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有必要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司法困境,明确其目的作用,厘清其理论基础,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容评价及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能减少刑讯逼供,有利于侦查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效保障人权,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我国从1998年至今逐步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和配套的司法解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确立律师在场帮助权,将非法视听资料纳入非法证据范畴,慎重适用可补正规则,确立当事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被驳回的上诉权。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针对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而创设的一种限制制度,其实现或排除程度是一国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目标博弈的结果.要真正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体制,并从其主体、范围界定到举证责任分配、证明标准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法律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美国,该规则对处理好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世界各国、地区大都在立法上确立了该原则。我国现行法律从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想内核,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本文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基础,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提起主体、排除非法证据的诉讼阶段及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归属等法律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随着法治观念的渗透,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立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际状况,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保障人权的价值出发,分析了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刑事非法证据取舍与法律价值的选择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关系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利益冲突的权衡.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在我国已具备入法条件,因为制定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我国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必然要求,更是完善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然要求。就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程度而言,我国在现阶段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严格排除,并以非任意性为标准,但原则上应该承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同时。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应把握一项例外,即严重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利,严重妨害司法公正的例外。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建构而言,应考虑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计和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计。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下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如何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如何协调等重大问题.笔者试就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利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制定与完善.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下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如何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如何协调等重大问题。笔者试就我国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有利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制定与完善。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关系到人权的保障和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规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但是,我国仅确立了十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并且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应当在修订《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人权和规范刑事司法权力。     

论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只能是保护人权，如果法治离开了保护人权的目标，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并且，法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     

论第三种法治

人类社会历史中存在过三种法治.一是以法治国的法治,指统治者用法律来统治,法律是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统治权力的根据是统治者.二是依法治国,指法律统治着国家,统治者根据法律获得其统治权力,并且依照法律进行统治,统治权力来源于法律.但是,依法治国的法治也有两种,一种是以权力为本位,权力意味的是支配和强制;另一种是以权利为本位,权利意味的是自主和自由.于是就有了第三种法治,即以权利为本位而赋予、尊重和维护着权利的法律来统治,由这样的法律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加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理论水平，普及人权知识，树立科学的人权观念，培养正确的人权意识，是全面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要明确指导思想，提高认识，端正教育目标，规范教育内容，注意教育方法，讲求实际效果。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帮助人们分清在人权问题上的是非曲直，认清社会主义人权的优越性，了解我国人权建设的必要性、艰巨性与党和政府在人权建设上所作的艰苦努力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人权建设事业，依法尊重和保护人权。     

浅析和谐社会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建设的相关性

在当代,人权保障和法治建设已经成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传统社会的等级思想和身分化的权利观念不可能衍生出现代意义的人权观念,也不可能使普遍人权得以实现。现代和谐社会只有加强法治建设,才能使人权得以保障,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于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理论思考

司法救济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罪犯应当拥有司法救济权并且不得克减.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实现保护罪犯基本人权、预防犯罪、制约权力、促进监狱治理法治化等目的.建立罪犯司法救济机制必须抛弃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树立基本人权理论,承认刑事执行行为是行政行为,形成权利救济的法治观念.     

我国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构想之一——建立特权规则

设立证据排除规则的法理基础是保障查明案件真实,以更好的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是查明案件真实的目的,查明案件真实是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其他利益的手段,因此,法律应当设立一种制度来保障人权及维护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即特权规则.     

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宪法思考

单纯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的既有问题。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并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要想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中真正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政精神，首先必须对我国有关宪法制度进行修正与完善。     

论沈家本的人权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第一人,他毕生从事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工作。他的法制思想中一定程度体现出人权观念,如平等思想、人身自由权和人的生命健康权等。虽然与现代的人权思想相比,沈家本对人权的理解显得很不成熟,但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他的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服刑犯的人权保障述评及制度重构

罪犯的人权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民主程度和法制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罪犯人权的特点，重视我国监狱的人权保障，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斗争，以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来促进国内人权建设，提高圆际社会地位。中国监狱对服刑罪犯人权的保障是全面的、真实的。展望其发展前景，我国对服刑罪犯权利的保障必然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