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刑法与<公约>都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规定,但与<公约>的要求存异甚多、甚远.为履行缔约国义务,需在犯罪圈、构成要件、刑事责任等方面"求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腐败犯罪主体之比较

为使公约与中国国内法衔接,中国立法机关要适当修改和制定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以使中国刑法更有效地适应惩治腐败犯罪的需要,与公约中确立的犯罪主体保持协调一致.     

浅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贪污罪立法之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蕴含着丰富的反贪污犯罪的刑法理念与经验,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贪污罪的刑事立法存在着诸多缺陷。为更有力地打击贪污犯罪,我国刑事立法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外国关于贪污罪之规定,对贪污罪的主体、对象及财产追回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鉴

惩治贪官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共识,其主要依据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关于治理腐败犯罪的最完整、最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的国际公约,并奠定了各国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法基础。我国也已基本建立反腐败法律体系,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鉴,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一是要制定《反腐败法典》,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二是强化预防腐败的制度,从源头上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三是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完善惩治腐败的刑事法律;四是坚持程序正义,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论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个专门性的反腐败公约,它体现了国际社会反腐败法律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其为世界各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树立了一个典范。我国的反腐败的法律机制尚不成熟,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应相应修改和完善国内相关反腐败法律机制。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贿赂犯罪的国内立法

中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在制度理念上存在很多的差异,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和理性分析,并借鉴其他区域性反腐败公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有关规定,发现我国腐败犯罪的立法不足,以便更好的履行国际义务。     

论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修正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为背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的正式生效,迫切要求中国现行贿赂犯罪的立法加以调整,本文在检讨中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规定的基础上,对立法在规制能力、规制范围上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1)扩大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2)缩减受贿罪和行贿罪的犯罪构成的内容;(3)调整行贿罪的客观方式;(4)增设新型贿赂犯罪类型;(5)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以现实提高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     

抵制腐败之风:勿忘校园法制教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腐败犯罪日益猖獗,成为严重危害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公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诞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反腐败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预防腐败是抵制腐败的良药,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重要的着眼点.然而我们不能仅对公职人员进行预防,进行反腐败、廉洁性教育,要想从根源处防止腐败,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不能忽视校园的防腐败法制教育.本文以预防腐败为角度,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调我国校园防腐败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之缺陷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标准之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诸多方面存有争议.针对目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的缺陷,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标准,对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进行分析,为我国将来之修法提出建议.     

我国刑事司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冲突与协调

腐败问题是国家和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如何充分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效打击腐败犯罪值得认真思考。本文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考察了我国刑事法律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冲突之处,借鉴国际法的理论分析如何使二者相协调,并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反腐败的刑事司法制度。     

《反腐公约》与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目前，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与《公约》存在着较明显的差距，我国有必要在《公约》精神指导下，完善治理商业贿赂刑事法治，以推进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资产追回制度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腐败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日益复杂化,犯罪所得资产的转移和藏匿也变得多样化,使各国打击腐败犯罪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同时,建立有效的资产追回机制,全面追回境外腐败资产势在必行,但在实践中却因法律等方面的障碍,追回腐败资产面临重重困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确立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为腐败受害国破解追回腐败所得资产难题提供了重大转机。我国作为腐败犯罪的一个重要受害国,应当加紧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制度,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有效利用“资产追回机制”追回外流的资产。     

高校惩防腐败体系的功能架构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与时俱进的一个创新工程。高校应结合实际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为此,应从拒腐守廉、防腐保廉、治腐促廉、反腐倡廉四个方面,加强教育的内约功能、制度的制衡功能、监督的约束功能和体系的整体功能的建设。     

论《公约》框架下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

《公约》的三种风险负担模式都是建立在双方均无违约的情况下的,但在实践中风险损失往往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交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损失分配即为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由于学界对《公约》第70条的理解不一致而存在很大的分歧。文章在公约框架内,从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对《公约》第70条及其它条文的分析,指出一般性违约不影响风险转移,卖方的根本性违约是否影响风险转移则取决于买方所采取的违约救济措施,而买方的根本性违约则直接导致风险的提前转移。     

试论高校系统惩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针对目前高校系统的反腐败工作机制的缺陷,应构建“党委领导、法律授权,以纪检监察部门为主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强调其法律性、突出专业性,树立其威权。具体应从教育、制度、监督三个方面对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行构建和完善。教育上应强调对重点岗位、重点对象的经常性教育;制度上首先要尽快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其次是各高校内部制度的完善;监督重在完善纪检机构及其人员配备,加强其相对独立性、树立其威权性     

非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以涉嫌贪污贿赂的逃匿者为例

涉嫌贪污贿赂的被追诉人逃匿时,可以对其适用没收程序。但在启动方面,存在逃匿时间限制,并且需要依附检察机关申请。在审理方式上,在质证和公开审理方面存在公正性质疑。对于归案的逃匿者,需要分情况进行繁简程度不一的程序衔接。为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取消逃匿时间限制,在此基础上改革程序衔接;设立推定制度以顺应缺席审的庭审方式;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对于是否启动没收程序、是否公开审理进行程序异议。     

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重申与背离

司法解释如何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对立法者原意进行解读,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争议,新出台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也不例外。《解释》对于贪腐类犯罪情节加数额的规定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要求,明确了刑法修改之后的一些争议问题。但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来说,贪污贿赂一章的犯罪内部以及贪污贿赂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都存在对接上的障碍。另外,模糊性用语的出现,也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型腐败犯罪,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任何与之对应的罪名.建议在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和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以实现该罪的国内法转化.     

关于构建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本文从分析当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入手,就构建高校惩防体系提出了：一是必须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反腐体系实施纲要中的精神实质;二是必须全面坚持工作中的原则要求;三是必须正确把握认识上的五个特性;四是必须努力突出机制上的创新.     

论构建适应中国刑法特点的罪数论体系

中国学说中的罪数论体系及其概念主要源于外国学说,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因此应当根据中国不喜好数罪并罚的制度的特点重新设定罪数论体系。设计的原则是:确立独立的罪数观念;坚持“构成要件说”和禁止重复评价、重复处罚的原则;适当简化罪数论体系,使之适合中国制度的特点。构建的思路是:对一罪、数罪和数罪并罚问题,分别从理论、立法、司法三个不同角度进行考虑。按照上述原则和思路构建的罪数论体系是:1.典型一罪和数罪;2.法定处罚的一罪;3.酌定处罚的一罪。在酌定处罚的一罪中包括想象竞合犯、牵连犯、选择一罪、同种数罪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