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火炬传递的背后故事——直击“火炬之战”

2007年4月27日,第29届北京奥运会全球火炬传递路线拟订完成,并随火炬样式一同公布。传递里程拟为13.7万公里,火炬手人数2万多名,境外传递城市19个,各项数据成为历届奥运会之最。     

“文献传递”析

将目前流行的各种有关＂文献传递＂的概念经过多方分析、比较、梳理,指出：文献传递是指文献机构应对方之需求,将文献传递给机构外用户的服务;其分为原文献传递与复制文献传递两种类型。同时,论述了复制文献传递的由来及发展与趋势。     

“指尖传递，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手机文学征文颁奖典礼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主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共同协办的“指尖传递,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手机文学征文活动,经过一个月的征集,圆满落幕。评委会最终评选出12位获奖选手。9月1日,颁奖典礼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展位上举行。     

“指尖传递，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手机文学征文颁奖典礼

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共同主办,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与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共同协办的“指尖传递,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手机文学征文活动,经过一个月的征集,圆满落幕。评委会最终评选出12位获奖选手。9月1日,颁奖典礼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展位上举行。     

“攒书”让出版业竞争力下降

“攒书”之风愈演愈烈，给出版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今，市面上的那些经管励志书，大部是大同小异，就连文学经典也是如此，重新整理或者是简单处理的四大名著有50多个版本。如此同质化现象，不仅造成出版资源的浪费，还影响厂出版诚信。而且，也存在很大的版权隐患，     

书界珍“璧”,长留人间

正2013年7月下旬,为完成《赵家璧传记》(暂定名),我和合作者芦珊珊一道专程赴上海山阴路约访了赵家璧女儿赵修慧女士。此行,不仅结识了热情爽朗、丰姿绰约的修慧大姐,更加深了我们对赵家璧先生的崇敬、敬仰之情。感叹"书比人长寿",我们被这样一位优秀的出版家为书籍的一生所折服。赵家璧先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享有很高声望的出版家、编辑家。他所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     

睹“数”思人:数字时代的记忆与“记忆数据”

记忆在数字时代变迁的过程与结果既体现在记忆数据上,也保存于记忆数据之中,因此,数字时代的记忆研究需要关注记忆数据。多元主体进入记忆数据生产与流通的领域,不仅使其呈现复杂的供给图景,而且推动生产与流通处于加速之中,这是数字记忆生态的典型特征。记忆数据的收集与保存面临诸多技术障碍与社会障碍,需要强化个体记忆者的责任。面向记忆数据开展记忆研究,需要反思记忆与遗忘的伦理、记忆数据的质量、记忆数据呈现的争夺与协商、记忆数据的可阐释性等命题,既重视数据,又应当超越数据以回归事实、真相与意义。以记忆数据作为视角,可以重新理解记忆实践与记忆研究。     

“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和文化记忆建构

聚焦“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提炼出其文化记忆建构路径,为“一带一路”出版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借鉴。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出发,以“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为研究对象,探究“一带一路”文化记忆建构的内在逻辑和价值旨归,提出通过在历时和共时维度上立体呈现中华文化经典、以“他者”视角融入“世界共同体”、以多模态的传播模式助力文化行业繁荣,以文化记忆的力量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于“上海出版界东北华北参观团”史实的辨正和补充

今年第一期《出版史料》有吉少甫同志的遗稿《对一张老照片的回忆——答黄宝殉之女黄川问》,特别是那张“老照片”,让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也保存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同样的这张照片。照片中的许多人是我父亲出版生涯中的老朋友,有些还是他走上进步出版道路的引路人和支持者,都是我崇敬的前辈。     

警惕“权力代际传递”

权力代际传递不仅会影响到底层民众对国家体制的认同,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民怨,亟需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遏制     

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

随着中国城市在城市化的"大发展"与"大破坏"中"速生"与"速灭",在"档案记忆观"的指导下,中国档案界有关"城市记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丰富。本文对2001年以来中国关于"城市记忆"的理论研究与"城市记忆工程"的实践情况进行了梳理与综述,并做了相关的评价与反思。     

《百年书业》《那时文坛》《书的记忆》三种书的编后记

《百年书业》编后记 在出版时间长达十余年的《古旧书讯》中,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便是奋斗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出版人所写的书业史料。     

用户参与“城市记忆”工程建设探究

国外图书馆界应用社交媒体,鼓励用户参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文章分析了用户参与“城市记忆”工程建设的可行性、与传统建设模式的主要区别。同时以“新加坡记忆”和“广州记忆”为案例,分析了两个工程的建设情况、造成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提出用户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几点建议。     

上海档案馆成城市记忆重要“窗口”

4月18日，地处外滩的上海市档案馆迎来了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亚洲国家“城市发展规划与管理”培训班的10多位外宾。这些客人来自老挝、哈萨克斯坦、叙利亚、尼泊尔、也门等国家，他们围绕“上海城市记忆与文化传承”的主题举行了现场教学活动。外宾们观看了英文版影视资料片《记忆》。娓娓道来的解说和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画面深深吸引住了外宾们的目光。     

台湾的“作家第一本书”活动

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曾举办过三次"作家第一本书"的活动。第一次是由《爱书人》杂志策划的"我的第一本书"专栏。第二次是1987年由《文讯》杂志社举办的"作家的第一本书"展览。第三次是2012年春由台北市文化局主办的"文学初遇:作家的第一本     

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

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数字档案是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收藏和开发是构建档案资源的基本途径。根据当代档案记忆观和资源观,有必要大力加强档案数字资源建设。建议构建"中国记忆"大型数字资源库,以真实丰富的数字资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传承提供文献支撑,促进档案事业社会影响力和公众满意度的提升。     

从“被记忆权”到“记忆权”——迈向复调式的记忆权利观念和多元的公共讨论

从“被遗忘权”衍生出来的“被记忆权”概念,聚焦于网络用户围绕信息保存、迁移和继承的权利。这一阐发将记忆权利限定在个体的信息或数据权利主张上,也让其带有几分被动意味。本文从记忆权利的内涵（主动与被动）、权利主体（个体与群体）、时空语境（数字与前/非数字）和义务主体（平台与公共机构和国家）等四个角度审视“被记忆权”概念,试图将之拓展为复数乃至复调式的记忆权利观念,由此激发其丰富的实证潜力和多元的规范及伦理意涵。     

“故园荒芜”：“数字死亡”的记忆与遗忘

本研究从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出发,聚焦中国社交平台上的“数字死亡”,即个体用户的平台账号被关闭的现象。本文的经验材料包含131份网上发布的数字生命叙事和39份深度访谈,这些遭遇强制性删除后的个人书写和言说不仅将数字时代的记忆政治公之于众,也将其公共化。研究发现,封号作为事件侵入了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死亡般的沉痛和创伤,个体数字记忆被全面删除,（一部分）自我也被湮灭和剥离。诉诸书写是抵抗遗忘的方式,抗议平台加诸的越轨标签,被封号者的身份和主体性也在书写中得以重构和确认。从结果上看,通过删除制造遗忘的平台治理反而在社会实践中激发了积极的记忆铭刻,而删除给技术化的记忆结构所带来的长远影响则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