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

一个时代新学说的诞生,往往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使用新的方法,这是世界学术思潮发展的通例。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被奉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代表和最高权威,受到特别的尊崇,每当有学者想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解决新的问题,创建新的理论时,最常见的办法是在解释儒家经典意义的进程中,或者别立新解,或者借题发挥,从而阐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我国古代新学说的产生,常常是以经典本文解释方法论的革新为契机的。因此,高度重视解释经典的方法论的研讨、完善和革新,并逐步形成自具特色的经典解释学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学术发展史固有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形式发展过程中,朱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熹心理解释方法论

本认为心理解释方法论的革新与创建,是朱熹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重要凭借。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这种心理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学术源源与期待视界;二、理论内涵与运作程序;三、解释效果的历史评价。     

朱熹与中国经典阐释学

朱熹是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他既有极为丰富的经典阐释实践,其《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在各自所属领域都有划时代的影响,而且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和成熟的阐释模式。在他的阐释逻辑中,求道(理)而致用是起点,切己体察、虚心是基本方式,游动于“本意”与“己意”之间是阐释策略。其阐释思想自成体系,代表了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的最高水平,体现着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学理逻辑与阐释路径。     

朱熹《孟子》学的解释学考察

朱熹解释《孟子》的过程伴随着自己的解释逻辑,从"探寻文本本义"到"体验圣人之心",最终实现"通经以明理"的目的,这是朱熹的解经逻辑。从意义的局限性与开放性、理解偏见的合理性等解释学视角来看这一逻辑,对理解朱熹的解经过程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义理出发

从义理的角度论述了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认为“理明经通”、“理辨真伪”、“理为纲纪”、“理一分殊”是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从义理的角度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总结概括、挖掘整理,以期达到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寻找支点:朱熹经典诠释思想析微

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他既注重以训诂注疏的方式去探寻经典文本的"本意",也重视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沿着"本意所向"阐发出经典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力图在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寻找一个妥恰的支点,形成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相互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经典解释的自由度

“解释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名叫赫尔默斯的神,他是宙斯的信使,其任务是将诸神的意见迅速地传达给世间的凡夫俗子。由于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在语言上无法沟通,因此赫尔默斯就承担了翻译和解释的工作。后来,这种语言的转换工作,就演变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门学问——解释学,其奠基人是德国哲学家狄尔秦。     

朱熹教学方法论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有着不少合理因素，加上他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居敬持志，熟读精思，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温故知新，由博返约。这些方法，都值得现代教师借鉴。     

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刍议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有感于时势,很想发掘夏商二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斟酌损益,以为世制”。但他最后终于只能发出意味深长的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给历史留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经典和经典解释的地位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具有传统的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传统的形成,而没有传统,也就没     

朱熹的“以意逆志”论

朱熹围绕“以意逆志”所作的论说,体现了他对经典理解问题的一些看法：一个理解过程能够实在地形成,主要靠读者“以意逆志”活动所达成的思维性沟通;经典作者（文本）的原初视域在理解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撇置文本本意、强经就我的解读行为无法使理解真正形成;读者“以意逆志”,所获得的意义多为经典作者（文本）的原意,但有时会是新的意义。朱熹的“以意逆志”论,与其相关理论阐述和解经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     

试论朱熹实证主义的治史方法论

朱熹治史有极大的成就,这与他的实证主义的治史方法密切相关。他提倡“谨于阙疑”反对臆断;强调参互考证,言必有据;主张身到足历,核其事实。其方法最终要求归结到认识天理的目的上去。     

传统逻辑、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

本文采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给予了明确的界说,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逻辑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泊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择各家注解，晓名物训诂；体身玩味，推类义理三个阶段，从求诗人本意入手，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学出发的读《诗》方法，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究理”的理学目的所决定的。     

浅谈解释学转向与经典观念变化之关系

解释学作为一门原生地探讨解释的理念、解释的方法的学科,其本身即以服务经典为目的而诞生,自然与“经典”的阐释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也是研究经典的一个重要维度。解释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反思、转向、不断完善,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两者交相呼应,促进着两者对自身理解的深化。本文旨在浅尝辄止地探讨解释学理论转向与文学经典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从其读书法中探究

朱熹是我国南宋大思想家和教育家,文章主要结合朱熹读书法对其经典诠释方法进行论述。     

周文王王道政化的里巷歌谣——朱熹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二南》解释学

朱熹的《二南》学术,在从经学迈向文学后,又从文学走向理学．是文学、理学二元一体的解释学。就文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诗篇是里巷歌谣,是低社会地位诗人抒情的咏叹,他还把自己认为是文学表现手法的赋、比、兴运用到解释中;就理学的一元来说,朱熹认为《二南》是文王王道政化后的诗篇。体现着文王王道新民之功的社会、人心、人外自然和谐及其三者之间的大和谐：家齐、国治、天下平、其民睥璋、庶类盛多。整体上看：作为诗歌,《二南》诗篇能指的多样性、意义的含混性,决定了朱熹关于他的文学、理学二元一体解释的合理性;二元的冲突也导致其解释上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性,如《操有梅》等表达男女情感之诗,就不是所谓的“中和”之音。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奠、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旬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旬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浅析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

目前,对于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很多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有两个分支:一部分学者认为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为一阶逻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是二阶逻辑。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得到统一。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不仅与一阶逻辑有关,同时也离不开二阶逻辑,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作为经典数学的逻辑基础不存在矛盾性。     

朱熹格物致知学说

朱熹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做了具体展开。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心通过即物穷理的活动,并经由一日一格所得到具体事物之知的积累最终达到对最高天理的认识,达到豁然贯通。朱熹使格物致知这一哲学概念得到了丰富和完善,明确了知识的三个问题,即知识的对象性问题、知识的等级次第问题以及格物致知的统一性问题。     

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方法论

从发展前景来看,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学术化整合的必然途径,以及建立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解释意识和方法论自觉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发展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但是对这一方法在解释学上的运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