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

海德格尔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理解——立足于“此在”即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理解和认识自然科学,有助于沟通与弥合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在事实与价值、客观与主观、科学与人文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迥然不同于长期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对自然科学的一种新的诠释,开启了“另一种科学哲学”——科学诠释学的新的可能性。     

价值视域中的科学划界问题

对科学与价值关系的不同理解影响着哲学家们在科学划界问题上的立场。实证主义认为科学与价值无涉,提出了科学划界的绝对标准;库恩承认了科学的价值性,使科学划界的绝对标准相对化;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用科学的价值性取代了科学的真理性,从而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价值视域来看待科学划界问题,为科学划界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学与价值的复杂关系。     

从知识遮蔽到认知民主：环境风险治理的知识生产

环境风险治理需要有效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传统环境治理建立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依赖“技治主义”范式，通过“解难题”以寻求环境治理的确定性、可靠性。环境风险决策往往被技术专家所垄断，社会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被当成“非科学”“非理性”而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公众智慧被专家知识严重遮蔽了。当前，科学常常与风险非常大、事实难确定、价值存争议、高度复杂性、决策很紧迫的“棘手问题”相勾连。频繁的环境风险争端引发人们重新理解与反思科学，使人类社会迈入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已难以提供环境风险决策所需的安全保障与准确答案，传统环境风险治理遭遇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后常规科学视野下的科学与政策领域，兴起了“公民科学”“知识分工”等知识生产与应用新模式，重塑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倡导认知民主，主张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它们正视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价值争议性，要求开放科学的认知承诺，强调非职业化、情境性的知识价值，在赋予公民与专家以认知能力平等基础上谋求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通过“扩大的同行共同体”达成对科学、知识生产与决策等问题的基本共识，为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治理奠定稳健、包容的知识基础。知识民主化既是环境风险治理的新典范，又是科学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由此，知识也终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公器”。     

让幼儿科学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

在幼儿科学活动中,我们应奏响"生活化的乐章",沟通生活与科学活动联系,使幼儿体会科学就在身边,感受科学的趣味与价值,让幼儿对科学产生亲切感,这有益于幼儿发展、理解、探索和应用科学。我们对幼儿的科学教育也应该寻求一种更为自然,更为符合其年龄特点的教育,这就更需要我们倡导的以幼儿生活为内容的教育,让幼儿在生活中通过让其不断地获得丰富的经验来促进他们知识、能力、情感、品行的发展。     

如何看待科学顾问的身份困境?

随着社会知识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共政策制定越来越需要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的支持,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对政策的影响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问题域,科学顾问成为当代政策制定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角色。然而,随着科学的客观性和知识的确定性被打破,专业知识和科学顾问对决策的指导作用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本文认为,决策情境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相互纠缠和相互冲突,科学探究中认知真理性与政治决策中价值合理性可能出现的摩擦,导致了科学顾问的身份困境。本文将分析这一困境出现的原因,探讨科学顾问角色的新内涵,以进一步理解专业知识和科学家在决策中的独特作用及其限度。     

从实验室研究透视SSK与科学哲学的差异

“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的研究热点。在这之前,科学哲学从其方法论规则出发,将研究视角锁定于实验,而非实验室。实验室只是自然呈现的场所,为实验提供恰当的场地。作为赋予科学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将最初的研究视角转向了对科学实验室的探求。他们认为实验室的意义已经不是自然呈现的场所,乃是人们理解科学的一个理论概念,实验室自身已经演变为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力量,成为能够解释科学成功机制与过程的场所。于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之间就实验室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表现为：实验室是被强化的场所,还是自然呈现的场地;实验室是知识生产的领域,还是科学研究的制度环境;实验室是制造了事实,还是发现了事实。由此,二者的差异也得到充分体现。     

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事实与价值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始终是价值哲学讨论核心问题之一，而“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概念的引入，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由此看到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联系，进一步得出了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结论。     

评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

杜威认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往科学知识对确定性形而上学传统的追寻被打破,科学由高高在上的尊贵的实在"真理"变成了我们获取知识的"工具".科学知识的概念只不过是人们对经验操作的结果,是人们认识的手段.杜威对这样的科学观赋予了极高的社会责任,他认为科学可以在道德评价中起到了沟通事实与价值的作用.     

作为知识和作为工具的科学

对科学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的把握，一种是把握科学的知识属性，一种是把握科学的价值属性。本文指出：科学更重要的是人类手中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只有理解这一点超过了对科学的知识性的理解本身，才能迎来科学的大发展的时代。     

危机事件中的科学传播 ——基于“SARS”与“禽流感”疫情的研究

 科学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而且包括外行知识。科学知识与外行知识都是所谓的地方性知识。科学传播的过程实际上是科学知识与外行知识通过彼此竞争,相互融合,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过程。科学家与大众传媒必须在科学知识的真实性与科学传播的时效性之间寻求一种“必要的张力”。     

基于科学的创新：对青霉素和晶体管的案例的重新分析

科学不只是以求知为目的,并且实际上能够产生新技术。这种基于科学的创新往往发生在科学的前沿,并且与新行业的形成有关。但对这种创新的模式,理论上尚未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两个著名的案例（青霉素和晶体管的发明）的重新分析,对这一类创新的模式、互动与动态进行了研究。基于科学的创新显示出由科学发现驱动的线性模式,依赖科学与技术的互动。这两个案例还显示：在某些行业,创新一直保持着与科学的联系,而在另一些行业,创新则由基于科学的模式转向基于技术的模式。这些发现对于政策和理论的含义也在文中进行了讨论。     

国际科学教育发展的对比研究——理念、主题与实践的革新

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不在于传递给学习者确定性的知识,而在于让他们学会把知识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21世纪国际科学教育发展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指向,以培育科学素养为目标,注重渗透科学本质教育,关注通过深度与连贯的课程搭建科学学习的"共同基础",利用技术激发和融合科学教育创新,强调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发挥非正式学习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国际评估提升质量。对于科学教育及其重要性的新认识推动着国际科学教育的持续变革,这些趋势对于我国科学教育的战略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伦理责任

科学传播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及与社会之间的扩散与再建构过程。科学传播伦理探讨的哲学基础有科学实在论转向科学建构论,科学功用与科学精神的背离,公众理解科学由缺失模型转向民主模型。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负有"保证科学成果信息的真实性与透明性;客观公正地传播科学成果的价值和社会影响;尊重公众实际理解能力,适度简化对科学知识的表述"等伦理责任。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

The rapid ris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n Japan is a major factor in the world economy, but one whose origins are not generally understood. Still less is known in the West of Japanese science, as distinct from science imported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who has had exceptional experience in Japan, argues that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f their likel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must be based as much on knowledge of their history as on knowledge of their present organisation.     

从科学到技术的知识传播机理研究：基于知识基因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知识转化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鉴于以往研究中专利引文方法的局限性,本研究基于知识基因这种特殊知识单元,从知识内容流动的视角,定量研究从科学到技术的知识传播机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研究案例,识别技术领域的知识基因和专利引用的5个关键基础学科,研究各学科与技术领域的知识关系。通过构建知识基因的传播级联网络模型,对知识基因从科学到技术的跨领域传播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相比于专利科学引文,知识基因流动能够揭示从各学科到技术领域的更加真实的知识传播关系;知识基因的短期影响力水平与来源学科有关;知识基因从科学到技术的跨领域传播受到马太效应影响;受异质性知识组合效应的影响,跨领域知识基因在传播网络规模、寿命、影响力及创新“催化”能力方面优于技术领域一般知识基因,后者的产生速度和传播速度则更快。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入探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知识转化规律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基础,同时,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创新预测、基础学科布局以及科技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两阶段视角下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高校科技创新“知识创造—知识转移”两阶段模型，采用两阶段DEA模型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的科技创新整体和分阶段效率进行测量及分析。研究表明，观察期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整体科技创新效率不高且高校间效率水平差异明显；“十三五”期间相比“十二五”期间，样本高校在知识创造阶段的效率值高于知识转移阶段的效率值，但知识转移阶段的效率值提升幅度高于知识创造阶段；不同类型高校的科技创新子阶段效率提升不均衡，体现出鲜明的办学定位和学科建设特点。最后，结合“科技自立自强”及“双一流”建设战略目标等，从国家、高校及社会三个层面，提出提升高校科技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     

网络环境下的开放获取知识共享机制——基于科学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开放获取知识共享机制的本质是构建全球范围内开放共享的知识获取平台,其目的在于打破科学信息的商业垄断。本文指出,科学信息的商业垄断是知识资本化的产物,但它区别于市场模型下科学知识合理的保密行为。同时,开放获取知识获取范式中的“开放性”要求也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公有性”规范,两者存在价值判断、实现路径、制度保证以及约束对象等四个方面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