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等待着

这些年来,有些人一直主张应该把“文革”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文革”。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些血淋淋的岁月。巴金老人曾经说过:”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我始终以为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我的那些遇过难的朋友们也都以为是对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有人觉得这些话听起来刺耳。于是,巴金老人倡仪     

缅怀周总理“文革”时期对出版工作的关怀

“文革”期间,1967年1月,出版局和文化部机关先后全部陷于瘫痪。5月11日,“中央文革”宣传组在首都出版部门和国家计委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我被调入这个办     

“文革”中茅盾在香港出过书吗？

这些年常在旧书网上浏览,今年春天,突然发现有一些香港在“文革”（1966-1976）中出版的署名茅盾的书,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据我所知,“文革”中的茅盾虽然没有受到游街批斗等冲击,但基本上是被政治遗忘、社会遗忘、文化遗忘的人,怎么会在香港出版作品集呢？据《茅盾日记》记载,“文革”开始时,     

“7·20”事件平反经过

30年前,武汉三镇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我参与了对此事公开平反的报道。1967年“文革”初期,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把有123万人参加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把广大群众抵制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打、砸、抢”的行动诬蔑是“反革命事件”。他们支一派压一派,挑起争斗。在这一事件中被打伤、打残和打伤致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人,其     

文革“死刑”极左路线下的乱捕乱杀简

（一）“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与“文革小组”成员遥相呼应,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受此影响,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     

百年山陰路(下)

“文革”中的山阴路其实,“文革”期间横行一时的“成分论”或为“血统论”,并非始于“文革”,而是在大饥荒刚过去的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文革”期间只是愈演愈烈的大爆发而已.“文革”前,住在我隔壁一个冯姓同学的姐姐从小学弹钢琴,而且刻苦程度在那年月很是罕见.我小时候因为多病,小学时期基本没怎么去学校上课每天清早我在她行云流水般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她抑扬顿挫的琴声中入睡.有时半夜醒来,还能听见那不绝于耳的乐曲.但是因为她的父亲1957年被错划为有派,所以专业成绩再好也进不了音乐学院.此人“文革”后去了美国,博上毕业后成了一家著名乐团的独奏演员.     

文革暴力表演

文革为很多人提供了表演暴力的大舞台。 公开地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只能叫做野蛮,而比野蛮更卑劣的心思和行为尤令人寒心。我从一名被人崇敬的“好老师”,易为被“革命青少年”叫骂的“反革命”,只有几天。他们是怎样突然地“在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的?我茫然不解。我只是看到:他们挥起了拳头,举起了鞭子,     

诚挚、认真的黄秋耘同志——重温旧信感怀

黄秋耘(我们周围的人习惯地称呼他为秋耘同志),是我1959年大学毕业分到《文艺报》编辑部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之一。“文革”前夕,他调回原籍广东。“文革”中,他是“解放”较早的干部,曾任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从1976年开始,秋耘同志被指派担任《辞源》修订本的编纂,是     

刊中刊

在我的好友中,有两人因有自做的矿石收音机,分别在“反右”和“文革”中,被人诬陷“收听敌台”,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因为我也是“右派”,那年头,连别人把收音机借给我,我也不敢一人独听。1979年,伴我20多年的“右派”改正了,我是共和国中堂堂正正的公民了,虽然手头拮据,仍狠了狠心,花21元买了一只宝石花收音机,作为纪念品。当时家里够辛酸,     

我的老师草明

我认识草明老师，是在1973年。那时，我还在京西的煤矿里当一名掘井工人。当时，“文革”已经进入中后期．似乎是江青等人要搞一些歌舞升平，因此，通知各单位找一些“工农兵”代表，讴歌一下那个欣欣向荣的“新时代”。     

“假领主义”和上海文化的本性

上海文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众批评家说了半天,似乎都不得要领。其实它的奥秘倒是被30年代的一部影片给揭穿了。在《马路天使》里,赵丹穿着雪白的衬衫,但脱开外衣一瞧,原来是个假领。这种假领又叫“经济领”或“节约领”,是上海贫民阶层的标记。在“文革”的物资匮乏时代,它被上海人重新捡拾起来,跟军装裤、毛线脖套一起,成为上海人的日用必需品。“文革”后日子逐渐好过起来,假领从日常生活中淡出了,     

又到木棉花开时—我在图书馆的日日夜夜

踏着新世纪的步伐 ,又到木棉花开时。弹指一挥间 ,我已在图书馆送走了几十个春秋。 1972年木棉花开的季节 ,我走进了图书馆 ,成为图书馆的一员。几十年来 ,风风雨雨 ,花开花落 ,岁月的流逝 ,总是脚步匆匆。留不住的岁月 ,却留住了让人难忘的情怀。1　图书馆与舞台我从事图书馆工作 ,纯属偶然。我原学中文专业 ,196 5年在华南师院 (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 )毕业后 ,被分配在学校当教师。由于出身于教师之家 ,从小对老师就情有独钟。如果不是“文革” ,可能至今我还是一个手执教鞭的教师匠。“文革”期间 ,我与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 ,被下放…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记老报人王文彬

王文彬同志是新闻界的老前辈,解放后长期住在重庆,现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听说王老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曾经整理编写了不少报刊史资料,我由于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工作,所以一直想拜望他。1984年秋,我利用带领学     

要在活、准、高上下功夫

人民日报纪念创刊45周年,我原以为大会庆祝一番了事,没想到是开小型的读者座谈会听取批评、建议。这种做法打破了形式主义,开风气之先,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日报创刊时我在华东解放区,直到1949年5月底随军进入上海后才看到它。从那时始,随时在报上发现问题就向报社提意见。“文革”前《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情况》上刊登过的,“文革”抄家全散失了;“文革”过后提的,多见于《报纸动态》和《编采业务》,今天我都带来了。     

“文革手抄”批判提纲

近来,一股“文革手抄”热流在涌动。一些不负责任的炒作,使一些对“文革”不甚了了的小青年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更有甚者,要将“文革手抄”作为经典载入文学史册! 对此,作为一个“文革”过来人,有必要说几句真话。“文革手抄”政治批判“文革手抄”是“文革”极左和青年狂热相结合繁殖的怪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旗帜的指引下,从“反右派”到”反右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极左的成长轨迹。而从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揪叛徒”、“挖特务”、全民“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文革”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道路。“文革”极左一煽再煽,狂热的青年群体则一烧再烧,整、揪、挖、清,忙得不亦乐乎,     

引玉之思——《颤抖的灵魂》创作小记

一、“文革”中的一段经历“文革”一开始,我并不怀疑其正确性。这是因为多年养成的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照指示办事。直到自己被揪被斗,还觉得“矫枉必须过正”是运动的规律,想着等到运动后期,自己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纠正,因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躺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怎么会是“当权派”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呢?这显然是“过正”了,我口     

想起了“子曰”

“文革”时批孔,早已销声匿迹的《论语》因此而行于世,不仅印刷厂印刷,书肆见售,各个机关、学校、团体、企业还发放,人手一册。虽说意在批判,但东西一到老百姓的手里,便各行其是了。当然,读的人还在少数,因为“孔家店”的恶名不自“文革”始,《论语》沦入另册有年;而且能看懂诸如此类并不算难的书的人与日俱减,当时便微乎其微。我倒在那时把《论语》读了几遍。初始自然也抱有“狠批深挖”的想法,但后来发现,尽管书中有些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话,却实在是我们的文化源泉,至     

从“两报一刊”到“特约评论员”——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

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际会,人的取名、别号,往往能折射出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潮。“两报一刊”与“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两个报章上的署名也同样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紧密相联。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即今《求是》杂志的合称。“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或社论则是“文革”的产物。“文章”初期,通常是以     

闲读偶记

杨绛:《干校六记》“文革”十年,为患甚烈。浩劫过后,出现不少叙说“文革”的著作。我觉着,最值得一读再读的,一是巴金的《随想录》,一是杨绛的《干校六记》。《随想录》贵在反省、剖析、思辨,篇篇都充盈着作者的真诚。《干校六记》则以笔记小品的文体、娓娓道来的笔调、追忆干校生活的点点滴滴,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后却使人感到沉甸甸的,并能引发出深长的思索。《干校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仅三万多字,薄薄的一册。既是“记”,当然就主要是叙事。当时的大事,主要是搞“运动”,大批大斗。“运动”的参加者,批斗别人的人和挨批挨斗的人,大多是和作者同样有名     

浅谈“文革”资料的整理原则

湖南图书馆拥有“文革”资料数十万份,其来源有三:本馆征集、收购的;70年代初,省“人保组”、“市公检法军管会”和群众组织移交的;80年代初,省文化局在清理非法出版物时收缴的。在文革中,我馆已对部分资料做了整理,装订出传单、期刊合订本五百册和小报百余本。但对全部资料进行全面细致的分类整理,则是从“文革”后的1985年开始的。8年来,我们对这几十万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