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与中国教育改革

杜威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教育的民主化进程。他直接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与新课程改革,以及新教育改革。在中国面对启蒙与救亡两大历史主题的紧要关头,杜威的选择是:以启蒙为目的,为救亡而努力,像中国人那样思考,追求东方教育民主。在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垒中,杜威选择了"第三哲学",由此促进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发展。杜威的民主思想和教育哲学与我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发展存在内在联系。杜威依然"活在"今日中国。创造性阐释杜威对我国在信息时代实现"东方启蒙"和"东方教育民主"具有重大意义。     

杜威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教育

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现代美国教育家杜威曾在中国访问和讲学两年多时间，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西方教育家。就哲学和教育两方面来看，杜威在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方面，本文试从杜威教育思想在他访华前的传播，杜威的中国之行、师承于杜威的近代中国教育以及杜威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等方面，解决杜威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与其背景和原因。     

杜威经验观与生成课堂

杜威的教育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全世界,他的教育理念中始终贯穿着"经验观"这一核心。"经验"作为杜威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一个概念,是在对原有经验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体现了新的内涵和原则。以此为基础,杜威分析了经验的教育意义和标准。近日拜读台湾陈峰津教授的《杜威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从其对杜威经验的分析中,看到了杜威"经验观"与课堂生成的几点关联。     

从杜威德育观看当代中国学校德育--读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杜威德育观贯穿对二元论尖锐而深刻的批评：他反对义务与兴趣的完全对立；批评将知识、经验和品德割裂；主张过程与目的的统一；他认为民主社会人们经验的广泛交流是有效教育的前提。这些理论对我们思索如何改变学校德育内容空洞、德育环境孤立、德育途径单一、德育目标急功近利等当代中国学校德育实践的一些问题有重要启示。     

杜威与素质教育

杜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整个世界教育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著名教育家."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从做中学"是他提出的著名论断.这些论断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教育的弊端,而且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在目的观、课程观、方法观上也是不谋而合.本文试图揭示杜威与素质教育之间的联系,以深化我们对素质教育的理解.     

重读杜威 怀想胡适——读《杜威全集》

2009年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诞辰1 50周年.因为胡适,因为"实用主义"这个标签,因为在中国长达两年的讲学活动,这位哲学家曾经对中国的思想界有过非常重大的影响.可惜时过境迁,150年后,中国读者对杜威的记忆似乎已经淡漠了,他的哲学也不再成为被学术界讨论的主流,于是我们也就没有看到什么相关的纪念活动,而原本应该作为献礼的中文版<杜威全集>更是拖到了今天,在两周之前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新书发布会,推出杜威的早期作品5大卷.     

蔡元培论杜威

蔡元培是中国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先驱,对杜威来华讲学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积极介绍、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同时,提出应该通过试验以补正"极端之实利主义"的弊病,验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否适合中国教育实际,并主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应该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传统相融合,创立一种适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蔡元培的这些思想,代表了上个世纪20年代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正确方向,引领了当时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和创造,推进了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变革和发展.     

杜威论经验与教育

经验论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一块基石,不理解杜威对经验的认识和论述,就很难真正深刻地理解杜威的全部教育理论.在许多著作中他曾分别谈到经验或经验之于教育的重要性.连续性和交互作用这两个原则是衡量经验价值的标准.杜威的经验论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教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对当今的教育改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杜威对"经验"的改造及其影响下的课程观

杜威在对传统"经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新的完善的"经验"概念:经验既是经验的事物,又是经验的过程;经验是动态发展的,也是分层次递进的.由此杜威提出了他的经验课程观:课程是学习者的经验或体验.正确地理解运用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要破除传统"二元论"思想的困扰,摒弃各种所谓"主义"的影响,思考教育本身的意义.     

对杜威民主教学思想社会性的解析

杜威作为"现代教育"的旗帜性人物,其教学思想也独树一帜。本文从杜威对"灌输"教学的批判开始,从杜威的"民主共同体"中引入杜威的三个民主教学思想社会性的原则,来看杜威是如何批判原有的教学以及他是如何论述民主教学思想社会性的,并对其作出评价。     

中国金融需适应我国国情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改革,离不开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而中国金融的发展又离不开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与改革定位.本文从我国国情、金融历史发展入手,就研究中国金融现存困难、研究问题的切入点、中国模式金融的要求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重新梳理中国金融的有关问题,对中国金融的研究发表一己之见.     

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

广义而言,海外研究中国者在过去统称为"汉学",现在则称为"中国学"。目前,鲜有中国人自谈中国学,而在美国则有美国学,不仅有研究群体,而且有学科体系,并在著名大学开设有相关课程,可授予学位,因而中国人也不可不谈"中国学"。"中国学"如果作为"学",就与其他学一样,不可能包罗万象,而是应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体系。中国人要与世界对话也必须回答:中国学是什么?中国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中国学?本文将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展开讨论。     

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通过不断汲取理论养料并不断结合时代特点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它有着一脉相承的理论特色。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的基础,邓小平时代它得以初步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其进一步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使其进一步丰富起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思想加快了与国际话语体系的融合,迈上了以提升文化领导力和增强自身文化魅力来维护和确保安全的新路。     

赫尔利使华与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

二战时期,得到罗斯福总统特别信任的赫尔利最初是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调解“史蒋矛盾”,随后升任驻华大使开始调处国共关系,从处理“史迪威事件”到代表国民政府与中共签订《延安协定草案》,赫尔利似乎取得很大成绩.但就是赫尔利在华的15个月中,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日益失去灵活性和现实性.他不仅与驻华的外交官们发生冲突,而且使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渐从军事上的“援蒋联共”转向政治上的“扶蒋抑共”,又从“联合政府”构想下的“扶蒋压共”转向意识形态的“支蒋反共”.导致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转交的动因,既有赫尔利的个人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有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发展趋势的错误判断和自身利益的需求.     

民国时期的南海

民国时期,中国在南海的岛屿海域主权、经济权益和国际法地位,受到法、日帝国主义列强的挑战和侵犯,且愈演愈烈,部分岛屿一度曾被吞并。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统辖,大体可分为三期一续。即：一、承续前清朝（1911—1939年）;二、日踞期（1939—1945年）;三、国府收复期（1945—1950年）;四、台湾当局恢复余续（1950年至今）。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海岛、海洋、海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从政治、经济、军事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开创新思维。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高师教育的使命

为了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过程中寻求高师教育自身的发展,西部高师教育应将培养目标由单纯培养基础教育师资转向培养基础教育师资、职业教育师资、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的多维教育目标上来,为西部教育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高师教育的使命

为了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的过程中寻求高师教育自身的发展,西部高师教育应将培养目标由单纯培养基础教育师资转向培养基础教育师资、职业教育师资、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以及成人教育的多维教育目标上来,为西部教育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古代中国对在华外人的法律管理

古代中国对来华外人采取的大多是优待政策,但同时也始终坚持了自己国家的司法主权。无论是唐宋时期的“藩坊”制度,还是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对澳门以及中俄边境这些特殊地区外国人的法律管理,都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在两千多年漫长的时间中确实出现过个别特殊案例,是有过外人在华犯罪逃脱中国法律惩处的现象,但这毕竟是不符合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决不能以此认定古代中国就已给予了在华外人以治外法权。     

浅析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出于传播的需要而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两千多年的"中国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内在机制和发展动力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因此,科学地汲取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