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诗学对“诗言志”之“言”的阐述

中国古典诗学对于“诗言志”之“言”的阐述,主要着眼其功用、方式和特性三方面。功用方面聚焦的是其成就志的表露、达成志的显现的作用,包括提出言的功用即在传志、勘探言与志的关系、阐明言怎样的志等;方式是以达志为目标又顾及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来要求、规约语言策略、技艺;特征主要包括关联于“志”和关联于“诗”的两大方面,其中又以前者为主。中国古典诗学探讨“诗言志”之“言”,基本上是紧扣、围绕着“志”展开的。     

“诗言志”丰富的开放性空间

＂诗言志＂长时间、全方位、多角度影响了我国古代诗论,本文从＂诗言志＂的内涵出发,展开＂诗言志＂对我国诗论深远影响的论述,说明＂诗言志＂是我国诗论对诗的本质、创作方法、风格、社会伦理色彩探索的逻辑起点,成为我国诗论的经典性线索,也为我国诗论发展带来了开放性空间。     

二十世纪“诗言志”探索的学术突破

“诗言志”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二十世纪中国学者对“诗言志”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本世纪上半叶,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原本跟‘载道’差不多”,这是从传统诗论的角度进行研究。九十年代,叶舒宪先生又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提出新的观点,认为“诗言志”与“寺人作诗”有密切关系,这是“诗言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诗言志”与“摹仿说”之比较

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有着不同的文论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诗言志＂,而西方从古希腊时起,就倡导＂摹仿说＂。这两种文论观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形成原因以及对中西文学的影响上也有着巨大差异。     

“诗言志”与英国浪漫主义表现说

中国诗歌历来走的是抒情的道路，“诗言志”一说古已有之。在西方，也有主张诗歌表现情感的，英国浪漫主义“表现说”便是其中的代表。中、西方的这两种学主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理论阐述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两产生的具体背景不同。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汉代诗论——“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无意桥梁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虽然汉代诗学以诗歌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但却多次不自觉地拈出所谓“止乎礼义”的“情”,无意中为“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架起了一座桥梁。     

模仿说与“诗言志”之分野及其对中西古代文学的影响

“诗言志”与模仿说是中西文论中两个重要的命题。本文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对中西古代不同载体文学有深刻影响。     

诗言志

几千年说的都是“诗言志”,但杰出诗人创造的无不是体,是自成一体,而不是自得一志。 我更愿意用“身体”一词来表达我的意思,“体”这个词已经有一种脱离了身体,成为形而上的“体”、“体 制”、“体裁”、“体式”,不是“体”,是“式”,是数的结果。我喜欢身体这个词,有触觉,有象。或是摸不到, 只能思辩的东西。     

“诗言志”系统理论的发展和递进层次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机”。从屈宋的怨尤悲愤,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到建安风骨的“梗概我气”,中唐新乐府的“风雅比兴”,以至明末遗民的亡国之痛和晚清救亡之志士的抒怀,“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诗言志”系统理论的三个递进层次：“诗以言情”说、“发愤著书”说、“穷而后工”说。     

“诗言志”与“诗缘情”考辩

"诗言志"与"诗缘情"向有是非之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曰"诗言志",二曰"诗缘情"."言志"与"缘情"是诗歌发展不同阶段的评述方式,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诉求.诗歌是为了表现作者的内心情感和志意,情感于诗,犹根与本,考据渊源,探寻元典,辨析其语用异同,可以看出诗与情感的紧密联系.     

亚里士多德"摹仿说"与中国古代"诗言志"比较论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和中国古代“诗言志“学说,作为中西文论中两种奠基性学说,对文艺本质的认识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二者都对艺术起源有深刻的昭示.前者强调“再现“,后者侧重于“表现“.但二者对后世民族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道德塑造:“诗言志”说的文化功能发微

“诗言志”说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源头,随着它的发展与后人的不断丰富,成为中国诗论的价值导向,塑造了中国诗歌的道德品质,规范着历代文人作诗、评诗.本文力图从“诗言志”内涵及其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诗人以诗“言志”形成的含蓄的文化道德传统、读者以“志”读诗塑造的忠君爱国的道德观念三个方面,论述“诗言志”对诗论的影响.这种影响支配着人们对诗歌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国诗歌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形成了中华民族讲究独特且优良的文化传统.     

“诗言志”原解

诗体学未自觉的两汉之前，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化活动是浑整不分的，总名曰“乐”。“乐”是“乐人”创制演习的“神人以和”的祀神之具。“乐”之“志”在于沟通神人，“乐”之“诗”所言之“志”即“乐之志”－“神人以和”之志。《诗》、《骚》、《汉乐府》本是“乐”之“诗”，是用于“神人以和”的祀神“乐诗”。     

“诗言志”与“思无邪”的共同旨趣

“诗言志”与“思无邪”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和纲领 ,它们都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审美主流的中和之美 ,而这种中和之美只有在创作主体的情感保持至诚至真的状态下才能获取。两者的共同旨趣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的着力点主要表现在：一、充分发掘、整理传统诗学材料，十分重视诗学史的研究；二、在专书专家的研究上进一步取得进展；三、致力于从大文化的历史人文背景来观照和阐释中国古典诗学；四、注重对古典诗学范畴的梳理、阐释。上述研究取向，展示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多元格局、多维视野。     

素朴的与感伤的：“诗三百”的两种模式分析

葛立斌在《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撰文指出,德国诗人席勒将诗歌分为两种模式:素朴诗和感伤诗。用这个诗学理论去考察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三百”,我们发现,其模式同样可以分为素朴的和感伤的。“素朴的”是自然的,“感伤的”是寻求自然的,它阐述出的将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生     

“诗言志”“诗缘情”与“温柔敦厚”诗教观关系之探讨

关于诗的本质和作用目的,中国古代向来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说法,通常认为＂言志＂是对政治理想的表达,而＂缘情＂则是自然情感的抒发。但在很多时候,＂志＂与＂情＂又似乎没有明确的界限。＂温柔敦厚＂作为儒家文学观的核心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方法上都对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那么它对＂言志＂与＂缘情＂又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发愤著书＂与＂诗缘情而绮靡＂是遵照＂温柔敦厚＂之旨还是对其的突破呢？本文从＂言志＂、＂缘情＂的含义入手,对它们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关系进行探讨。     

观念的联络与嬗变——关于“中国现代诗学史略”的思考

由六大核心观念更迭形成的中国现代诗学史大致可以划为六个发展时期。诗体解放论：奠定新诗发展的坚实起点；为诗而诗论：开辟新诗发展的第二纪元；大众诗歌论：实现新诗发展的方向转换；综合传统论：探索新诗发展的宽广道路；服务政治论：构建新诗发展的政治模式；个人写作论：开启新诗发展的无名时代。在这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新诗的善和新诗的美的双重变奏。呈现的面貌或是偏离。或是融合。或是消解。中国现代诗学观念尤其是核心观念的演变，是超越新诗流派的，它受到新诗发展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对各种诗学理论应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