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变革与思想启蒙的双重变奏——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周大新的获奖小说《湖光山色》作为新世纪乡土叙事的力作，既显示出作者对农民与土地、乡村与城市之间复杂关系的独到思考，对现代与传统两种文明之间的碰撞所引起的物质生态与精神生态关系失衡的深切忧虑，又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揭示出乡村变革背后所发生的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政治和人性悲剧。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乡村进行新的思想启蒙，经济变革与农民精神人格的嬗变都将举步维艰，离开思想启蒙，乡村变革便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家园的想象与守望——评周大新的《湖光山色》

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无意深度地介入乡村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倾心刘画了一位为了生存和尊严不断挣扎的理想女性,她是周大新的阿狄丽娜。楚暖暖依赖民族文化资源和自然山水获得物质争精神的双重拯救,艰难地守持淳朴的乡村伦理而散发出柔韧纯美的人格力量,这都蕴含着作者对家园的想象和守望。但关于家园的浪漫想象无法替代现实乡村伦理的溃败和混沌,小说成为乌托邦式写作,这是《湖光山色》的意义和局限所在。     

论周大新《湖光山色》中外来人影响下的乡村变革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是一部深切关注着农村变革,关注着农民现实的生活状况、精神状况的乡土小说.而在乡土小说中,外来者的出现并不是陌生的.不管他们是以怎样的身份和方式进入乡村,但无疑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现实关系.在《湖光山色》中,谭老伯、薛传新、络腮胡子男人这三个外来人的出现,对楚王庄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作用,对楚王庄的发展可谓缺一不可.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社会变革的过程当中,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的变化都受到了“外来人”所代表的城市文明的影响与冲击.     

新世纪乡村的常与变——论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描绘了一个基于"他者"的进入而处于变动、重组中的偏僻乡村,呈现了一种新的乡村图貌;并对"他者"进入之后的乡村世界有了多维度的思考。作品虽然不乏争议,但作家以丹江口水库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前后数年的变化,颇具典型性地写出了世纪之交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的常与变,并为新世纪的乡村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     

技术时代与美学乌托邦的魅力--以《边城》中的湘西世界为例

技术时代的人类的感性受到了空前的压抑，其性灵处于一种干涸状态，需要诉诸心灵的美学乌托邦的滋润。《边城》中的湘西世界是东方的静的明的理想化，那里的人生既非压抑性的，又非放纵性的。其生活方式之单纯、素朴、舒缓有如庄子的至德之世，尤其是那里单纯、自然、专一、唯美的爱情，以及爱情的伤感结局，使其获得了丰厚的审美意蕴，具有了美学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因而能引起技术时代人们的无限向往．具有悠远的艺术魅力。     

《银饰》中的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是德国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提出的。《银饰》中很多地方充满间离效果。尤其是在作品的结构、作品中的人物、作品中对死亡描述三方面的间离效果尤为强烈。     

根植于乡土大地与现实生活的文学书写——周大新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与文化精神

周大新7部长篇小说题材不同,故事多样,叙事空间涵盖了乡村、军营、现代都市以及彼岸天堂,艺术笔触在过去、现在、未来自由驰骋。周大新始终是一位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深深根植于生养他的中原大地和急遽变化的现实社会。从社会发展和历史规律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把握人生,表达出对现实发言的强烈愿望和介入现实的积极努力,是周大新长篇小说一以贯之的主体格调。周大新长篇小说呈现出广博厚重的思想内涵和清醒深刻的文化忧思。     

《湖光山色》中的乡土情怀

<湖光山色>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乡土小说.河南作家周大新以其对乡村深厚的感情和对乡村生活独特的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又揭示了乡土中国人性的固守和蜕变.小说中蕴蓄着深沉的乡土情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返回乡土的理想主义;二是对乡村生活的平实描摹,既不神圣化,也不世俗化;三是对乡村人物人性的关注,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四是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历史与哲学思考.     

建构在语言乌托邦中的自我认同--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王安忆对上海的认识与体察是深刻的、彻底的。在《长恨歌》中，她选择了上海弄堂的王琦瑶。并通过建立一个极精致的语言乌托邦，把王琦瑶放置其中，让她在这种温婉、流畅、隐约的语言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她生命的流逝与缺失中不断地体悟生命的本真、上海的实质。     

周大新《预警》介入现实的努力和意义

在周大新的小说创作中,《预警》是第一部以军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尽管作品表面上所聚焦的是当代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和反恐斗争,然而却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人性的弱点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凸显的精神危机都成为作者思考和探索的重点,同时这种思考和探索紧贴当下的社会环境,将个体的精神世界放置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中予以观照,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周大新积极介入生活的态度,是作家自身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的表现,在市场化的语境下,他的这种坚守和努力尤为可贵。     

评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张乐天教授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是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经典作品。首版刊发至今已二十年,其论断仍值得析探。该著作以宏观视野、微观细察的研究方法,分四个部分描述讨论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发展与终结等几方面问题,收尾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宏思,资料收集与贡献更是卓著,但关于生活的论述还有待深入。     

陶渊明《桃花源记》与人类美好理想

人类向往和谐美好的社会并且坚定地走向和谐美好的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莫尔的《乌托邦》,再到马克思的其产主义及其实践,人类经过了艰难的探索。而在《圣经》中描绘的“天国”理想与人类艰难探索出来的美好理想是一致的,这就是无阶级、无压迫,人人平等;无贫富悬殊,无剥削,人人劳动;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谦让和谐。     

《乌托邦》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几点启示

莫尔所构想的乌托邦社会,其政治制度是民主政体,其经济制度是没有私有财产、在内部也没有金钱流通的全民公有制;乌托邦的城市构想体现了科学的城市规划理念;乌托邦社会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这对我们国家的城乡建设有很好的启发;乌托邦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婚姻方面,乌托邦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采取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莫尔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设想,作为对现实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原则的启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仍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走不出的盆地——周大新《第二十幕》的非历史叙述

南阳盆地的神话说到底是一则关于爱的叙述,当“爱”变成宗教,就产生悲剧,南阳盆地的文学世界里始终氤氲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剧气氛。迥然不同于传统史诗型叙述,周大新的非历史叙述在《第二十幕》里臻于成熟。     

心淡泊自宁静——《刺猬歌》中寻求精神家园的突围

张炜作为一名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早期创作中就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立中寻找、守卫精神家园的理想追求。在他的新作《刺猬歌》中更鲜明地表现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立,只是作者在对二者的对立和人与物的关系进行了更复杂的描写和更深入的思考,在寻求、守卫精神家园的尝试中出现了道德理想寄托的转移。     

周大新和他的乡土中国

虎年阳春的一个周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处创作室专业作家周大新老师,上午刚在静谧的河南省文学院新馆作完文学讲座,下午又应邀在郑州购书中心签售他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     

"乌托邦"还是"理想":《全国合作化方案》论析--兼与赖建诚先生商榷

薛仙舟先生<全国合作化方案>应该是揭示时代需要的社会理想,而非所谓的"乌托邦主义".<方案>不仅自身内容设计周详,具体可行,而且国民政府推行之全国合作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方案>的意图和旨趣,因此,可以说,薛氏之<方案>设计与国民政府之合作运动关系重大,无可讳言.     

论《楚辞》的审美意韵

《楚辞》的美学意韵表现为诗人冲破现实的理想之美。以神游的方式体现的精神冲突和情感矛盾，以及诗人直指本真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     

周大新《伏牛》悲剧中的时代困境

《伏牛》是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周大新采用双线叙事,讲述牛湾村青年周照进、西兰和“哑女”荞荞三人之间情感纠葛的故事,以人和牛不同生活世界的对比,揭示三人人生悲剧的时代根源。他们的悲剧是时代悲剧、家庭悲剧,也是人性的悲剧。作者借《伏牛》悲剧的多重性,预见性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即将带给传统乡土社会的全方位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乡村基层治理体制的不完善,新旧婚恋观念更替的不彻底,乡土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性之“恶”等方面,在今天依然具有反思价值。     

虚幻的乌托邦，还是希望的乌托邦

一般认为,乌托邦是空想、虚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这种对乌托邦的理解并没有反映出乌托邦的真实内涵。实际上乌托邦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之为人,在于能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对未来有所崇高的谋划,在乌托邦的指引下,人才能体现为人自己。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在迷失,精神在枯萎,工具理性在膨胀,时代呼唤着乌托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