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中原王朝对高句丽政权册封新探

高句丽政权存在的705年间，中原王朝对其不断进行册封。通过梳理这些册封史实，总结两汉、南北朝、隋唐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册封”所呈现出的各自特点，从中展示中原王朝与高句丽政权关系的本质。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五凉政权与中原江左政权的关系

五凉史以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为界,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前凉统治时期,后期为“四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并立时期。在这前后一个多世纪里,“带河为固”的河西走廊与风起云扰的中原地区比较,的确是相对安定的。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的创造,与五凉政权和中原、江左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等等的交往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缅甸雍籍牙王朝政权与教权的关系

在古代缅甸,上座部佛教一直同王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文章对缅甸雍籍牙王朝时期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理清了其沿革发展的脉络,揭示了缅甸雍籍牙王朝时期政教关系的特点。     

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

隋唐时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 ,而且是我国多民族统一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阶段。黠戛斯 (Kirguises)即契骨 (Kirghis)族几经曲折 ,终于称雄于蒙古草原 ,并同中原王朝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宋初小令词坛浅议

宋初小令主要继承唐五代词风的余绪,其一方面强化了唐五代文人开创、定型的创作范式,进一步确立了“本色”词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宋词鼎盛时期的到来,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突厥与中原王朝联姻政策探析

突厥从建国到灭亡,几乎与同时期中原的各个王朝都建立过联姻关系。通过对突厥在各个时期使用联姻政策的原因、方式及结果的探讨分析,可以对中国古代存在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对于突厥历史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姓氏是表明家族系统的称号。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历史中，西夏王族的姓氏数度更改。由此可以反映出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这种现象不排除有其民族特性，但也曲折地反映了西夏政权与中原政权势力的消长，并可看出，姓氏更改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西夏王族手中。     

辛亥前清王朝政权存在合理性的丧失

辛亥革命到今年,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站在一百年的当口,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能拿出怎样的成果奉献给读者呢?一百年的学术研究不可能穷尽辛亥革命的全部内涵,随着研究的进展,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会不断浮现出来,需要给予关注和思考。下面的三篇文章,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百年中国社会嬗变和学术进步,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新成果。王开玺教授的文章,从晚清政权合理性入手,分析清廷如何在实际政治运作和舆论批评中丧失其合理性并最终走向覆亡的。这几篇文章都有独到视界,见解也有一定深度,特以笔谈形式编发,以飨读者。     

论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本文分四个阶段对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作了研究,结果表明：先秦时期主要是戎人,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羌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有过匈奴、鲜卑、羌、氐、羯、乌桓等族的足迹,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党项和吐蕃族。最后认为,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这种争夺,使陇东由中原王朝的边疆转化为内地。各民族共同开发经营了陇东,使陇东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农牧兼营的经济格局。     

中原王朝对高句丽诸王的册封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通过两汉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认可、魏晋中原王朝对高句丽诸王的册封及隋唐对高句丽的册封与征讨,论定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句丽国是中国边疆地区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它与中原王朝的矛盾属于国内民族矛盾性质。     

少数民族寇扰中原王朝的原因

简析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寇扰中原王朝的五种原因。     

疆域视域中"中国"与"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

“中国”、“天下”、“中原王朝”、“中央王朝”等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这些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作为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其疆域的最终奠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清中期以前的历代“中原王朝”及至晚清的“中国”,与近代意义上作为民族（国民）国家的“中国”之间,是一个从法理上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前二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各自的“版图”上没有重合过,在经过了长时段演进后,于19世纪20年代最终完成这一重合过程。因此,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问题时,应谨慎使用“中国”一词,更不能以“中原王朝”随意代替“中国”,也不能将“历代中原王朝”置换成“历代中国”。     

凉州吐蕃六谷部政权“六谷”之名考论

凉州吐蕃六谷部政权是自唐末至北宋中期在今武威一带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六谷”从六条河谷之统称演变为部族之名,进而成为地域名,最后成为政权的正式名称。文章对“六谷”本身进行辨析,认为其为凉州境内的六条河谷,可考证确认的有洪源谷、阳晖谷、浩门河和乌逆水四条河谷。     

武陵地区地方政权与封建中央政权关系刍议

自秦汉王朝把武陵地区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历代封建中央政权保持着对武陵地区地方政权的羁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武陵地区社会稳定。     

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间汉承秦制而建立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对发展民族间的融合与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均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因此,研究西汉王朝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而且对今天的民族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因有关汉王朝与匈奴族、西域诸族、南越国等的政治关系已多有论述,而对西汉王朝与东越的政治关系却鲜有专论,本文想就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论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模式的转换

就地理和文化意义而言,华夏的＂中心＂与＂边缘＂相处模式值得深究,虽然＂羁縻＂成了牵制者与被牵制者关系的主线,但却表现为从＂笼络＂到＂约束＂的发展过程。本文通过分析历代中原王朝对云南的心态、手段、政策等方面,纵向缕析＂中心＂——中原王朝对＂边缘＂——云南的经营思想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历朝历代所采取的不同经营模式以及与此相应的经营手段。     

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

自李唐王朝于天祐四年(907年)为后梁所取代,至北宋建隆元年(960年)的5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是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中原是如此,丝绸之路沿线也是如此,各城镇自有政权,俨如一国,互不相统。但是,这并未影响丝绸之路的畅通,甘州回鹘为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据甘州回鹘和中原的交往,勾勒出五代时期中西交通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