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人道哲学——访中国企业管理学会理事、怡安翰威特高级顾问张正平

“道”始于《老子》,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春秋战国时期,“道”就开始分成“天道”和“人道”,“天道”是指客观世界的存在形式和规律;“人道”就是指人、人的价值、伦理道德、人的认识等。     

理性的幽默——《老子》哲学新探

《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梦”与“觉”之层层推阐的精采辩说,而后紧接着便指出:“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所谓“吊诡”者,异常之思辩,其竟暖昧玄奥,非具特殊智慧者不能索解,而如此之智慧,《庄子》显然承自《老子》,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实可谓“吊诡”之本源了。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向来被视为玄妙无穷的哲学思维,在未经后人再阐的《老子》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换言之,当人们习惯于用来自兵家的诡道诡术来分析《老子》之特殊的辩证思维时,或者,当人们习惯于用道家无为之旨去界定《老子》之特殊的观念体系时,能否真正把握其固有的哲学真谛呢?我看,未必。于是,就有一个重新认识《老子》哲学的课题。尽管对《老子》的研究已在世人的思想认识中形成了厚厚的积淀层,但重新开始的工作依然十分必要,甚至不妨这样说,正因为积淀层太厚,所以更需要穿透学术史而直探《老子》之本体。     

语言哲学视域下《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文学书写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海德格尔建议把德语中的道路“Weg”与道家的“道”相对应。《庄子》中“道”作为形而上的存在,不可言传,不用语言显露自身,与语言疏离。海德格尔所说的“道”,特指文学书写的运思和表述,与语言结缘。《庄子》用于文学书写的卮言以“道”为依托,是对“道”的顺应。海德格尔则认为文学书写的语言是对大道召唤的回应。在“道”与语言关系方面的持论,《庄子》与海德格尔殊途同归。《庄子》的寓言和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的诗意因素,都是象征性的表现方式,具有暗示性。象征义与象征物之间的本质关联,反映出两位哲人对思想表达媒介深层认识的一致性。     

《易经》对儒道两系的影响

中国哲学素以儒、道互补而著称。儒家的经典是“五经”,按汉代以后的排列,它们分别是《易》、《书》、《诗》、《礼》、《春秋》;道家的经典是“三玄”,按魏晋以后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老》、《庄》。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历史上泾渭分明的儒、道两系,竟均以《易经》为自己的哲学坟典。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后世的学者争相以前人的经典作门面,还是儒、道两家本出于一源?从这一意义上讲,探明《易经》与儒、道之间的联系,便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应解决的首要课题。然而遗憾的是,也许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文献与传说的真假难辩,检阅诸多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这一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而是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掉了。于是,谈儒者始于孔、孟,说道者肇自老、庄,而在此以前的中国哲学,则只留下混沌不清的一个疑团。为了解开这一疑团,笔者曾在《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1期上撰有《〈易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集中阐述了《易经》中所包含的以“阴阳”为载体的两性文化的世界观和《易经》中所运用的以“周易”为形式的素朴辩证的方法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易经》的上述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怎样影响和制约着儒、道两系在以后的形成和发展。     

孟凡驰：企业文化是“道器合一”的产物

＂道＂和＂器＂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的关系,或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最早见于《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从庄子的“混沌与知”出发——冯友兰先生对道家思想诠释的一个视角

冯友兰在建构其“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时,发挥了《庄子》中“浑(混)沌”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之与其自身哲学的阐释联系起来,并以此说明道家哲学的特点,并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简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强调了新理学体系的相关观点。冯先生认为,要想达到“混沌”的境界,是不能通过“去知”实现的,“知”是通向“大全”的必由之路。冯先生晚年讲的“后得的混沌”正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对其早期观点的发挥。     

科学与道器之学——两种文明背后的两种"学"

文明有古今东西之分,如果说现代西方文明与科学——赛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显然是赛先生之前的文明。这说明赛先生之前、之外还有可以创造文明的先生,即科学之外还有“学”。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华民族独有的道器之学有着因果关系。中华先贤从自然之道与自然之物中汲取了发明创造的智慧,形成了“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中华先贤以道论天地,以道论万事万物以及一事一物,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论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器具以及一项项技与术。中华先贤的创造,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大都具有领先意义。道器之学以尊崇自然、和谐自然为基础,所以道器之学创造的文明是可以延续的文明。现代科学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所以科学创造的文明是不可以延续的文明。在天地、空气、水以及人类本身受到严重污染的今天,发明创造借鉴与尊崇自然的传统智慧,是必要与必须的。     

学术信息

“清”美文化原论 韩经太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2 0 0 3年第 2期 ,第 1 62 - 1 74页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具有相当阐释潜能和再塑空间的理论范畴“清”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范畴。从郭店楚简《老子》“太一生水”章来看 ,中国古代也存在“水原”说的思想。古人在以“太一”为宇宙本原而展开的哲学思考中 ,将某种关于“水”的生活知识积淀提升到了宇宙生成论的哲学高度 ,并集中在由“镜”与“清”这两个概念所表征的水清可鉴的经验基础上。因此 ,“清”美文化典型的原生形态就是“水镜”识鉴意识。“水镜”“玄鉴”的“清”美文…     

也说《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问题

《老子》三十七章的“镇”字在较早的文献中,多训为“安”或“安定”,并非强制性的。“镇压”之类的意思只见于战国以下较晚文献,将此章的“镇”字理解为《老子》要对不合道的行为采取强制性的“镇压”措施,并不符合《老子》原义。因此,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之“无不为”理解为强制性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是有问题的。“无为而无不为”是典型的“以退为进”思维方式,《老子》中有很多与之类似的表述,主流意见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无为”为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目标,并无不妥。《老子》思想世界中“绝对性”表述与“相对性”表述是并存的：“绝对性”代表其最高理想的同时,“相对性”同样也是为《老子》所接受的,不能由其“绝对性”否定其“相对性”。     

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上篇)

多年来,陈鼓应先生致力于道家的专门研究。1990年,他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争论,而且这种争论渐渐从专业哲学领域扩延到大的文化领域。李存山、赵吉惠、张立文、涂又光、陈红兵等许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道家主干说”中,陈先生提出两个有争议的观点:一、道家是哲学,儒家是伦理学(特别是社会伦理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宇宙论和人生哲学,道家是形上学的主干,在人生哲学上尤推《庄子》。中国的哲学突破始于道家。二、“知识产权”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思想”是道家创发的,“系统性理论”也以道家最完备。陈先生还指出,许多人认为儒家是积极的,道家是消极的,这种看法十分错误,他会在以后撰文论及这个问题。 1994年12月,陈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道家在先秦哲学中的主干地位》的论文,首次深入而细致地回答了学术界几年来的争论。本刊征得陈先生同意,分两次刊登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丹托论绘画与摄影的“对照”

本文旨在研究阿瑟·丹托论绘画与摄影的关系在艺术终结论当中的意义与定位。丹托认为绘画与摄影之间的问题,是艺术终结以来最后一个需要被比较讨论的议题。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What Art Is?》(《艺术是什么?》)则尝试将艺术的界线运用哲学的逻辑与思维勾勒一个更清楚的范围。本文透过细读法(close reading),以书中第四章《The End of the Contest:The Paragone between painting and photography》(《竞赛的终结:绘画与摄影之间的对照》)为核心,以议题的方式处理丹托书写文本的脉络及欲探讨的主要问题。     

朱利安的《中庸》译本及其中庸观

法国当代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通过对《中庸》的译注,运用“间距”的方法,在发掘欧洲思想“未思”之处的同时,也照见了“中庸”的特性：“中庸”的进程逻辑,由“天”而来,贯通“性”“道”“教”等层面：从内在的天道、人性到外在的道德教化、政治治理,它们内在结构与运行方式上的一致性皆由此进程逻辑而来。同时,“中庸”以其特有的呈现方式,蕴藏着巨大的现实效用。这对于探寻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中的话语模式与理论意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也给予国内的学者以研究方法与思维范式上的借鉴作用。     

老子人学论纲

老儒家思想是春秋大相径期思庭。他提家、哲出以“道”家,他为核心的为道家哲学体派的创系,并用人,其“道”来说创立的明宇宙万想体系物的本质、变化和本原,使中国哲学突破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围,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人学思想亦突破了殷周以来的天鬼人神之辨,提出了诸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同上)、“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六十章)等一系列崭新的人学观点和命题。这些崭新的观点和命题,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吗？——与黄楠森先生争鸣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5日第六版《对话》专栏,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黄楠森先生的对话录《境界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形态》一文,读后深感内容陈旧、逻辑混乱、没有时代气息,既不反映时代精神,也不表达哲学的理论思维的创新发展,不能说明哲学是智慧、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太平经》作者考

《太平经》是我国道教的早期经典。关于《太平经》的作者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明材料,学界较少言及。对于《太平经》作者,历代典籍中虽较少明言,但并非全无线索。概而言之,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干吉和宫崇,一种认为是帛和,一种认为它“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通过考证两个“帛和”与干吉的关系,可以肯定两“帛和”均不可能是《太平经》的作者。“集体编写”之说也不能成立。可以认为干吉就是《太平经》的真正作者。     

试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机制

范丹卉在《湖北大学学孝艮》（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撰文指出,“文化机制”概念,打开了一个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价值和普适意义使其产生了世界性的文化吸引力,获得了世界范围的跨文化性。由此为其被中国社会吸纳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诸多内在契合性：二者都立足物质的本体论,     

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略论冯友兰文化观的演进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兼哲学史家,也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本世纪30年代初,他因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而名闻于世。40年代又连续出版了《新理学》、《新原人》等“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六部哲学著作,更使他名重当时。应该说,冯友兰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正因为受到了“五四”思潮的影响,才有后来的许多学术成就。因此,他的思想发展、学术成就与“五四”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冯友兰与“五四”思潮的关系并不太注意,特别是作为一位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     

“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

王睛佳在《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撰文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出路

美学转型问题困扰着当代美学研究。我们从哲学文化视野中愈来愈凸显的整合趋向得到了启示 ,在方法论的关注中看到了希望。东西方平等的“对话”关系的确立是前提 ;比较研究是美学转型必经的炼狱 ;辨证思维在主体内在心灵上的运思是理论重构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