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认同与女性主体建构——於梨华及其留学生文学论析

作为"留学生文学"的代言人,於梨华及其留学生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於梨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呈现五六十年代海外华文文学无根、离散的漂泊的主题审美内涵,反映出该时期无根漂泊的游子,尤其是留学女性在异乡情绪下,国族身份认同的焦虑/迷茫和女性主体建构的艰难。     

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生存状态——评於梨华前期小说《考验》

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海外华人这个特殊群体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如何应对这种冲突和挑战,这都是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所努力表达的内容。在《考验》中,作家通过留美的男女主人公面对异质文化的冲突时所作出的不通反应,着重表现了人物在变动的环境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以及在时代的发展中个体难以把握命运的痛苦。     

自我的迷失与找寻——析於梨华《考验》中的女主人公吴思羽

《考验》是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７０年代前期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书中女主人公吴思羽在性别身份的焦虑中艰难求生的痛苦体验展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她在美国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折射出处在双重边缘（东／西、男／女）的她的特殊生存状态,她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和找寻说明了作者精心构筑的小说世界所隐现的东方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时的困境。这种困境不全是消极的,它促人反省,促人释放出被岁月尘封已久的主体意识,促人开辟独立而富有诗意的生存空间     

陈映真的文学悲情——兼评王向阳的《陈映真论》

通过对中国大陆的陈映真研究加以简单梳理，重点评析了《台湾的忧郁》和《陈映真论》。认为：《陈映真论》的作者集中论述陈映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陈映真“悲情”文学世界的重点阐发。如果说从《台湾的忧郁》中，能够感受到陈映真小说世界的“忧郁”，那么从《陈映真论》中则能体悟到陈映真的文学“悲情”。     

"落地生根"后的女性言说——试论《在离去和道别之间》的女性文化身份

美籍华人女作家於梨华的创作,从关注台湾留学生题材的开掘,进而更为关怀女性的生存境遇。她用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关注社会,其最新力作《在离去和道别之间》让我们再次目睹了这位“文坛常青树”的风采。     

一种难以排遣的悲情——就李清照《声声慢》的解读与王富仁先生商榷

王富仁教授在《古老的回声》中对易安《声声慢》词有精彩的阐析,但其对词作情感基调的把握似有不够妥帖处。其一,他以＂淡淡凉凉＂把握该词的情感基调不够到位;其次,他认为该词叠字所表达的＂心灵感受不具有任何的剧烈性＂,这也不够准确;第三,关于此词的悲情,他既言其＂似在非在＂、＂若有若无＂又说是＂一点凄凉＂、＂半段愁绪＂、＂哭不出来＂、＂笑不出来＂,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种＂旧诗新解＂,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易安的词心,该词所表现出来的应是一种沉痛的难以排遣的悲情。     

人性的窥破与修复——读铁凝小说新作《伊琳娜的礼帽》

第一时间(袭用已成俗语的术语)读铁凝发在<人民文学>2009年第3期上的短篇小说新作<伊琳娜的礼帽>.     

悲情的集结——《项脊轩志》、《江城子》与《声声慢》之比较

悲情何来,因悼亡二字始,北宋苏轼已开其端。这是一个既传统又特殊的题材,言其传统是因为自西晋潘岳、唐元稹以来,悼亡之作代有所出,而且体裁多样;言其特殊是相较于诗词中的常见题材,＂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在悼亡之中,作者直面的是往昔相伴的俦侣的永逝不返,     

海子:挣扎于尘世和隐逸之间的悲情诗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解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的名篇,也是距海子自杀最近的诗篇,解读此诗是研究海予思想很好的切入口.本文就试着由此进入海子的世界,探寻海子真实的精神世界,解开他为什么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把尘世的幸福献给除他之外的每一个人.他挣扎于尘世幸福与隐逸情结之间的原因是什么,这与他的自杀有无联系.     

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艺术典型——《红与黑》导读

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奠基作品。小说基本情节取自1827年《法庭公报》贝尔德情杀案件的素材。最初标题《于连》，校印期间定为《红与黑》，并加副题《1830年纪事》。     

奥尼尔文学作品的进路探源与悲情建构——以《榆树下的欲望》为表述对象

《榆树下的欲望》是尤金.奥尼尔中期的文学剧作品之一,作品描写了普通人在物欲与情欲双重纠葛下产生的悲剧故事。本文对剧作品的个体悲剧和社会融合对进行了悲情色彩的二维透视,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博弈和对现世人性的救赎。诠释了黑色的物质占有欲和不可阻挡的肉欲的耦合性,反映作者对人性独到的见解和作品的丰富内涵。     

人性的复苏与道德的沦丧——《焚心之恋》与《来来往往》男主人公比较

比较两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形象——康伟业与罗天。相同点：两者均为传统意义上的负心汉；相异点：前者婚姻不幸，责任感强，为人稳重，感情纯洁；后者道德败坏，无耻自私；前者“负心”具有令人同情理解的客观因素，是人性的复苏；后者是感情骗子，纵欲无度的道德沦丧者。结论：滚滚红尘存在着幸福，但一定要用道德和意志的手去抓取!     

在善与恶中徘徊的悲情人物——分析《雷雨》中的周朴园

年仅23岁的曹禺因写出《雷雨》而一举闻名。文学最杰出的地方就是塑造杰出的人物,其人物的丰满性与复杂性往往是判断作品优劣的标准。周朴园作为《雷雨》的主要人物之一,曹禺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尽管作者将他归于伪善却仍然还要为他分辨出刹那间闪现的一点真诚颜色。曹禺在回顾《雷雨》创作时说:"周是个资本     

人性与世俗的博弈——从《怀抱鲜花的女人》看莫言创作的人性抒写

《怀抱鲜花的女人》是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转型期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用自己独特的生命感觉塑造了鲜花女人和军人王四两个人物形象,创造了鲜花和黑狗两个独特意象,构建了一个浪漫而诡异的语境,藉此阐释人性的美好和冲动,凸显人性与世俗的博弈。     

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析台湾文化创意文本《我在我不在的地方》

本文以台湾文讯杂志社编辑制作的《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的文化创意为分析对象,将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行为,说明对文学生产处所的考察探寻和意义阐发的行为大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发生、作家成长、文学场域形成的深层理解;同时这一行为也拓展和丰富了文学现象研究的视野和表现方式。文学现场的踏查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之一,其存储和累积的方式具有"多媒体性"和流动性,表现出代际差异和意义增补的特征。它与文学地形变迁联系在一起,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学叙事形态,丰富和补充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论述。     

在“有趣”与“有益”之间——析屠格涅夫的思想悖论

在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有趣之事”（爱情幸福）与“有益之事”（社会义务）是一对矛盾,他主张摒弃前者而选择后者,为此,他笔下的主人公不断地“自我改造”,以求契合“事业”所要求的品质与个性;但在另一方面,屠格涅夫又在描写中证明了这种“改造”所面临的困境,在本质上的反人性,以及在结果上的不可能。     

徘徊在神话的建构与解构之间——评苏童的新作《碧奴》

苏童通过将孟姜女神话改写成小说《碧奴》的实践,在如何重述神话上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苏童的本意是,尊重神话、重新建构而不是颠覆或解构神话。但他这种行为总是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他要建构神话,另一方面,不论从文本层面还是从语言层面来看,都难免走上解构神话的道路。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碧奴》呈现出苏童在建构与解构孟姜女神话之间徘徊的犹豫姿态。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谈李叔德长篇新作《孟浩然新传》

作为文学襄军的代表人物,李叔德在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隆重推出了他的“襄樊文学名人三部曲”之一的《孟浩然新传》,让人耳目一新。这不仅是李叔德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襄樊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求新求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智慧,沉于历史,关注当下,用创新性思路和艺术胆识,将沉睡千年的史料重新激活,塑造了一个融“诗、酒、剑、情”于一体的当代孟浩然形象。《孟浩然新传》之所以新,新就新在作家以当代文化意识对历史的超越、解构和重新书写。一、历史意识:搭建在历史与虚构之间的桥梁《孟浩然新传》,尽管以传记命名,但实则是小说,它遵循的不是历史的逻辑,而是艺术的规律,她不是历史的客观再现,而是对历史现象的诗意描述。这里,历史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尽管作者表面上遵循了唐代开元年间的历史史迹,按照历史脉络进行着艺术建构,但真正影响作家创作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活跃在作家心目中的历史意识。正是这一历史意识,成为作者穿梭于历史与虚构间的桥梁。就小说来说,小说是要反映生活的,反映生活就不能不反映历史,而小说所反映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历史意识。在小说界,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的,无论标举“新写实”、“新历史”,抑或“...     

文学的人性与先锋以后——对《阿难》及其阅读的阅读

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最木呐的弟子,却是日后传经最多的弟子。在敦煌彩塑中,站在菩萨旁边风流倜傥的阿难,在虹影的小说中同样风流倜傥。他不是佛界的阿难,他是一场教派之战中幸存的孤儿。他在历经人生的劫难与痛苦、光荣与梦想后,在变为黄亚连、远离佛祖多年以后,又带着     

隐藏在山中的马队——《孤独》赏析

【导言】卡尔维诺(1923～1985),意大利当代文学大师,其作品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都有着巨大影响。代表作有《通向蜘蛛巢的小路》、《黑羊》、《阿根廷蚂蚁》、《看不见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多篇(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