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期读本小说《菊花之约》对中国“三言”的借鉴与发展

日本江户时代,都贺庭钟开创的读本小说之路。其弟子上田秋成从单纯的模仿,向创新迈出了一步。使得读本小说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符合读者嗜好。秋成在翻改《范巨卿》创作《菊花之约》时,在主体情节依据蓝本的同时,根据当时的日本社会文化现状,及读者层特点,对蓝本进行了大胆翻改,使得《菊花之约》成为一篇非常具有日本特色的作品。本文对《范巨卿》和《菊花之约》进行比较,探讨秋成独特的翻案手法、创作意识及其原因。     

《梦应鲤鱼》与《薛录事鱼服证仙》之比较

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的传入对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读本是江户时代的一种小说体裁,读本中有很多作品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模仿,被称作"翻案小说"。《梦应鲤鱼》是上田秋成作品《雨月物语》中的一个短篇小说,由中国明代小说家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薛录事鱼服证仙》翻案而来。《梦应鲤鱼》与《薛录事鱼服证仙》在情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语言、主题思想、情节设置、叙事方式上又保留了日本文学的固有特色。     

云中君·雨师·云雨——《云中君》的民俗学新证

殷商卜辞中云神只是天帝属下的小神,<九歌·云中君>专章祭祀云神,而且云中君又是<九歌>中唯一被称为"帝"的大神,值得深思.<楚辞>中,云中君的名字为丰隆,又叫屏翳,实际丰隆是雷神的名字,屏翳则是雨师的名字,云中君缺失了名字.其实,云中君是西方大神少昊,为落霞之神.南楚尤重以歌舞祭祀云神,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习俗背景,导致了<云中君>"人神恋爱"特色,发展成南楚特有的"云雨"情结.     

关于《骆驼祥子·手稿》本

<骆驼祥子>自1936年9月16日在上海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半月刊第25期上连载之后,1939年在上海由人间书屋出初版本,1941年在重庆根据人间书屋版二次出版;解放后出版了删节本,直至1999年<老舍全集>,<骆驼祥子>均为删节本.<骆驼祥子>的手稿,从不知去向,到浮出水面,几经磨难,再到<骆驼祥子·手稿>本出版,文章考查了<骆驼祥子>"手稿"漫长的传奇经历,阐述了现已出版的<骆驼祥子·手稿>本的重要特色及其特殊意义.     

歌剧《伤逝》与小说《伤逝》的共性分析

歌剧<伤逝>是施光南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改编的同名歌剧,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用西洋歌剧创作手法创作的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一部具有探索意义的实验性作品.歌剧<伤逝>与小说<伤逝>在结构上均可用奏鸣曲式的音乐结构来诠释,其音乐的陈述与小说的叙事方式相吻合,在爱情主题的描绘中,抓住了小说中的"紫藤花"这一物象特征,进行了音乐主题创作.文章旨在将歌剧<伤逝>与小说<伤逝>进行对比,发掘二者的共性,从而达到细致而完整地演绎歌剧女主人公子君的形象;同时能更好地理解整部作品,把握其思想感情.     

从日本的翻案小说看中日文化差异——以《雨月物语》对“三言”的翻案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翻案小说盛行,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将这种翻案小说推向顶峰。《雨月物语》共五卷九篇,其中卷一第二篇《菊花之约》对《喻世明言》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翻案,卷二第二篇《梦应鲤鱼》对《醒世恒言》中《薛录事鱼服证仙》翻案,卷四《蛇性之淫》对《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翻案。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不同于前期翻案小说,前期翻案小说吸收中国小说的故事结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甚至是直译;而《雨月物语》在吸收中国小说原始精神的同时,又融入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化元素,由此可以看出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试论鲁迅小说《药》的主题思想

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和作者对这些生活的认识,是<药>主题思想形成的基础.革命者失败的悲哀是由于没有唤起愚昧、麻木、落后的民众.这是作者通过作品主题思想所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准确地把握作品的主题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主人公及其人物形象体系,才能更好地认识作品的结构以及其他表现形式、方法.     

唐剑侠小说改编明杂剧初探——从袁郊《红线》裴鉶《昆仑奴》到梁辰鱼《红线女》梅鼎祚《昆仑奴》的考察

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乃"姊妹"文学艺术,文学史上,戏曲故事每被采纳编成古典小说,古典小说也常被改编成戏曲.唐代剑侠小说袁郊<红线>、裴铡<昆仑奴>被明代戏曲家梁辰鱼、梅鼎祚改写成杂剧<红线女>、<昆仑奴>,基于两位戏曲家创作动机、剧作技巧、风格笔触的异或同,原来小说在改编后,剑侠在不同文学载体中,绽放出令人惊喜的"异色";脱胎自剑侠小说的杂剧,或因袭唐传奇的斐然文采,也别具一种诗剧美.     

王逸《楚辞章句·天问》的阐释特点

通过对<楚辞章句·天问>的研究分析,我们发现王逸对<天问>的阐释很有特色:王逸重视现实政治对作者创作的感发作用,并由时代背景切入作品的内部研究,以追寻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文本的本义;他认为作者创作作品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感;为了准确探寻作者的本意,王逸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读者自身的偏见,尽力客观地解释作品,而且也注意到了文本的文学特征.     

阿长·隐鼠·《山海经》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主人公长妈妈,是鲁迅儿童时代的保姆,也是鲁迅最早接触到的一位农村劳动妇女,鲁迅上学以前的整个幼儿时期都和她一起度过。《狗·猫·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等散文中曾多次提到长妈妈给鲁迅讲"美女蛇""长毛""花绿头"等故事。鲁迅没有专门写过自己的母亲,却写了这篇怀念保姆的文章,可见长妈妈对鲁迅幼小的心灵的影响。     

"蛇"隐喻在现实语境中的转化--从现代文学史上几首相关诗作谈起

“蛇”作为一个语言符码很少出现在诗中,而在现代文学史上却有五首诗与“蛇”有关,它们分别是冯至《蛇》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两首）,穆旦《蛇的诱惑》,郑敏《寂寞》。这五首诗均提到蛇,这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论文拟从“蛇”在神话中的意义出发,通过“蛇”在具体语境中的隐喻意味,挖掘其中的社会深意,并以此探究诗人在写诗时的心理状态。     

一个中心,两种极致——赵树理小说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比较

赵树理小说与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皆注目于农村、农民，却在理论基础、作家立场、美学底蕴方面体现出不同的价值追求。     

试论美国文学中的“替罪羊”小说

“替罪羊”模式是美国小说用于表达思想主题的极为常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但到目前为止 ,国内极少有人对此专述。这里选取四篇具有鲜明“替罪羊”模式特征的小说 ,从内容、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透视它们在利用“替罪羊”模式时所表现出不同的深层主题涵义 ,展示这四篇作品艺术魅力的另一面 ,并为读者解读美国其它包孕类似模式的小说提供一条新路径     

张爱玲小说中的"残缺性"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神话般的人物。她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传奇般的故事,而且是离奇故事背后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张爱玲的小说除了苍凉,更多的是缺憾,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找不到完美。文章试从三个方面论述张爱玲小说中的“残缺性”：家庭的残缺、爱情的残缺和人性的残缺,并指出了残缺的原因。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留白”

含蓄蕴藉、冲淡平和是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作为一名对绘画颇有研究的文学家,汪曾祺擅长于文字中造画境,而他这种闲淡文风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就与绘画中"留白"手法的运用息息相关。本文即从"留白"艺术的生成方式和表现方式来解读汪曾祺小说,探讨其缱绻悠长的"言外之意"中所包含的具体内蕴,从审美的形式中洞见背后的意义。     

论后现代小说中的"孤独"情结

以后现代小说文本中凸显的“孤独”感作为主题 ,以美国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日本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和上海卫慧的《上海宝贝》为审视对象 ,将这三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并列 ,通过对作品文本和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的分析 ,来具体讨论“孤独”情结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

新历史小说虽然出现在西方新历史主义引进之前，却也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但又不是照搬。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土壤上形成自己的特征：主要是以“小历史”的碎片颠覆“大历史”的整体。由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和新写实作家汇集而成的新历史小说潮流以丰厚的创作实绩演绎着他们的新历史主义观念。具体表现为：以个人视野和民间视野颇覆正史意识；以“放大碎片、拆解整体”和荒诞、扭曲、夸张的方式解构宏大叙事；题材、主题、人物及叙事方式又追求从“无限”到“有限”，从而消解崇高品格。新历史小说虽切入传统历史主义的盲区。有独特的发现，却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窠臼。     

“奇书”与“才子书”——对明末清初小说史上一种文化现象的解读

“奇书”与“才子书”是明末清初小说史上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用以指称通俗小说中的优秀作品．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为提升通俗小说的“文化品味”和强化通俗小说的“文人性”而作出的理论阐释与评判,可看成为相对超越于通俗小说之上的文人士大夫对通俗小说的一次价值认可和理论评判,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带有一定的“导向”意义。     

疯癫"女性对传统男权意识的抗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中的"疯癫"女性书写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男性中心文化创造的"女性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她们的小说文本中召唤出不甘于男权压抑,并对封建男权、父权表现出强烈反抗精神的"疯癫"女性。写作女性在具体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对"疯癫"女性的书写,正构成对传统文化书写中"天使"女性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     

洪朝往事,虚实相间--兼谈黄世仲历史小说的"演事"特性

黄世仲享有“革命派小说大家”之誉,他的成名作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其一,以史料记载为依据,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以“合情理”为基础,以“感觉力之宏大”为宗旨,具有小说的“演事”特性,其二,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史诗”型叙事文本,在叙事方式上,既继承了中国典型小说“讲史”之长,也表现了“写人”的性格发展和传奇色彩,运用了多人并进的“集束式”艺术结构,其三,在人物塑造上,采取了虚实相间,即写实与虚构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写人”有两个特点：改变传统小说的“脸谱化”倾向;写出了人物性格变化发展的轨迹,这是与许多晚清小说的最大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