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民族依恋和反思——谈老舍建国前的“隐式满族文学”

老舍不仅是描绘市民生活的艺术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满族作家。尽管老舍在建国前的创作中从不明确人物的民族身份,也从不指明小说的民族定位,但是,小说里多处展现满族文化,也隐藏着许多旗人形象,具有鲜明的满文化色彩。在清末民初激烈的反满情绪下,老舍依旧难以割舍民族情结,怀着＂头朝下＂的心理,创作出＂隐式满族文学＂,以追寻和反思满族文化的盛衰得失。     

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看“红”的中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体现着不同民族的认知特点和文化心理状况。在汉英语言中,颜色词“红”与“red”在联想意义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形象意义和文化意义上。本文以《红楼梦》中“红”的使用及其翻译为主要语料,辅以汉英语言中“红”和“red”的惯用短语搭配,对比归纳出其差异的表现和原因。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象精神

与西方古典绘画的＂模仿说＂相比,中国古典绘画更追求＂意象＂的表现,追求＂意＂与＂象＂、＂主体＂与＂客体＂在艺术中的和谐统一。＂意象＂既不同于西方古典的＂写实＂风格,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表现,它是中国古典绘画追求心理和谐的文化的表征。因此,我们对＂意象＂审美中所积淀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原生态文化意识的秉承和发扬,在当代尤具现实意义。     

英汉习语中数字“三”的民俗文化内涵比较

数字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英汉习语中数字＂三＂文化含义的异同,就反映出东西方民俗文化内涵的差别,了解中西方的数字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英汉数字习语,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汉英“花”类词语的文化内涵对比例谈

花类词语在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被人们根据花的种类、生物特征、形态、色彩、气味等赋予了许多文化内涵。由于开花植物的生长地理和气候环境不同,栽培种植的种类和数量不同,花的形状、颜色、香味不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花的认识不尽相同,对＂花＂类词语所赋予的文化内涵也不相同。汉英＂花＂类词语的文化内涵异同反映出＂花＂的区域性和民族性,映射出汉英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审美心理。     

中国式的“唐吉诃德”:孙悟空

《唐吉诃德》和《西游记》这两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在东西方文学史上几乎同时诞生。其主人公唐吉诃德和孙悟空存在着精神上的相似性,即都具有不息的斗争精神,同时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又都存有许多的非理性因素。但二者在结局上的不同,却又显示出东西方在文化内涵与民族心理上的巨大差异。     

中西方“朋友”观的比较研究

＂朋友＂是中西方共有的＂泛人类＂经验与文化,但在中西方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对其概念与内涵的理解却具有很大差别。中西方＂朋友＂观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系亲疏;二是时间长短;三是相处之道。差异产生的文化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与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朋友＂观和交往习惯。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形成不同＂朋友＂观的外部原因。再次,中西方不同的历史经历与民族性格是形成不同＂朋友＂行为的基本原因。最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决定他们对＂朋友＂观念的不同理解的根本原因。     

艾克拜尔·米吉提短篇小说中的“白天鹅”原型意象

哈萨克民间文化中的＂白天鹅＂意象不仅承载着民族图腾信仰的文化价值,不断内化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且在世代的吟咏、描绘中上升为一种文学象征和原型意象,成为哈萨克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特性的重要表征。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就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个特点。对其小说《天鹅》中的＂白天鹅＂意象的探讨,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     

《左传》预言的民族特色

预言作为先民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但是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左传》预言作为反映历史的重要手段,与西方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在神人关系、预测依据、物象择取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同处于＂轴心时代＂的不同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现。     

以“孨”为例论古汉语生僻字“新解读”

＂孨＂的含义从其出现到现代一直比较固定,《新华字典》对它的解释是＂①谨慎;②弱,懦弱;③孤儿＂。但是,网络的发展使＂孨＂获得了新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为＂三子＂叠加正好是＂孨＂字,所以三子即＂房子、车子和妻子＂。＂孨＂字以这种新的含义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同时又以这个字为词根生发出一些新词,如＂孨族＂＂孨人＂＂孨男＂＂孨女＂等。古汉语中这些生僻字的复活反映了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状况和人们的心理状态。     

阿来小说《格萨尔王》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思考

在当代作家中,阿来是特别的,民族作家的身份使他在作家创作群体中独树一帜,而宗教思想的注入使其作品更显独特。在他的笔下,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得到了再现。《格萨尔王》作为"重述神话"系列作品之一,从写作手法到思想内涵等各个方面都与其他作品不尽相同,这其中除了作家各有不同的创作风格外,还有多重原因。阿来以民族作家的身份,着重突出格萨尔王这一民族英雄人性的一面,以及格萨尔故事在藏族流传过程中说唱人不可抹杀的突出作用。阿来的小说《格萨尔王》不仅带领我们走进了英雄的时代,更带领我们深入藏民族的腹地,去了解并探寻藏族历史文化的奥秘。     

荷马史诗与《格萨尔》艺术比较论

荷马史诗和《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的两大英雄史诗,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即从艺术的层面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无论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还是在语言艺术和结构艺术方面,荷马史诗和《格萨尔》既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也有着各自的独特性。特别是在比喻的运用上,前者大量运用了象喻,又被称作＂荷马式的比喻;＂《格萨尔》则是广泛地运用了博喻,并跟谚语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两大史诗的比较研究,对于沟通中西文学艺术乃至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议《格萨尔》戏曲的表演特点

《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来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了《格萨尔》文化氛围,在格学研究、格萨尔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格萨尔》文化表现的重要形式之一。     

浅析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创作局限性

随着“重述神话”这个世界性大型国际图书项目在我国的启动,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也在全球亮相,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藏族奇异的民俗风情和传奇故事,给重述之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但该作品也有其局限性,如想象力的缺失、英雄形象的偏差以及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中消极思想的残留等,这些问题尚值得探讨。     

从认知角度看英汉隐喻的相通之处

隐喻是民族化的精华，体现了人们的认知方式。鉴于相似的认知基础，英汉隐喻有着许多的共性。本从认知的角度，通过对英汉隐喻的比较，发现虽然隐喻的深层认知相同，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些英、汉完全相同，有些则完全不同，阐述了语言的共性是由于人们的认知心理相同，而不在于语言的具体表现形式。     

《格萨尔》 和 《摩诃婆罗多》 比较研究的两个维度

《格萨尔》和《摩诃婆罗多》作为世界知名的史诗,虽然思想内容迥异,传播流变不同,但在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维度的观照下,当二者作为文学作品以及“民族志诗学”、“人类学诗学”文本时,它们有着诸多可供比较研究之处。     

英汉隐喻共性与个性认知比较

英、汉两种语言存在大量的隐喻 ,这些隐喻既有共性又有民族个性。主要从隐喻概念和通感两方面分析了共性 ,从民族思维方式、习俗、政治文化和传统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民族个性     

英汉隐喻共性与个性认知比较

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的隐喻，这些隐喻既有共性又有民族个性，本文从隐喻概念和通感两方面分析了共性，从民族思维方式、习俗、政治文化和传统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民族个性。     

"造境"、"写境"与《镜与灯》中文艺理论的四种类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造境”、“写境”与阿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所提出的文艺理论的四种类型有诸多类似之处。“写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摹仿说,“造境”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表现说。二者在理论表述上的差异。大概来自于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 Norway and Portugal: the case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his study, we aim to understand the forces driving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fL) in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By applying a case study design, including the two cases of Norway and Portugal and us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an example, available policy documents and research reports are analy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that might explain the assessment practices previously observed in the two countries. Many similarities are found at the school and national levels. In particular, AfL is introduced as a national policy in both countries. Still, AfL practices are not common in primary mathematics classrooms in either country, although this is true for different reasons in each countr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ssessment culture caused by national policies, such as curriculum reforms,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eacher autonomy, explains the similarities in the observed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