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维度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人民对政权的一种内心的认可和服从态度。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功能品格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具有强大的支持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我国无产阶级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发扬马克思主义历史优越性的同时,我们必须认清马克思主义在当前遇到的现实挑战,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是维护我国无产阶级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丛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特点及原因的再思考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具有连续性;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性;只能自我批评,难以容忍他人批评;以及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行等特点,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会处在由领袖魅力型权威到法理性权威的政治转型之初,对领袖个人权威的维护成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深刻认识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为新时期执政党合法性基础提供理论借鉴.     

论经济绩效对东南亚威权政体合法性的建构与解构

文章从经济绩效对政权合法性的双重影响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以经济绩效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合法性固然是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基础,但是经济绩效与合法性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某种情况下它也解构着已经建立的政权合法性,因为合法性的建构必须是政绩、制度和价值三个层面的共同展开。     

政府权威与民众利益——论国民政府对三友实业社停厂纠纷的调处

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劳资关系、树立政府在劳资争议处理中的领导地位,是国民政府追求政权的合法性、树立新政府权威的重要手段。在三友实业社停厂纠纷调处中,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都试图树立自己维护民众利益的形象。国民党中央以"维护民生主义最高原则"相标榜,试图以强制方式解决争端,却遭到了上海资本家集团的公开挑战,中央命令无法执行,树立中央政府权威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上海地方政府一直居中调停,试图创造兼顾劳资利益的公正形象,但其办事效率低下、调停政策游离不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引起劳资双方指责,难以建立政府与民众的权威与服从关系。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思考

由于历史传统不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不尽相同。从政治发展的经验来看,政治合法性存在一个结构优化问题,只有不断能够促使合法性优化的政权,才能为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党的“四群教育”的政治学思考——基于政治合法性的分析

政治合法性是全体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承认,对政治统治行为的认可,它是执掌政权的前提和基础。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塑成为一个值得重视、关乎大局的动态的时代课题。目前党内"四群教育"活动新形式,可以视为旨在政治合法性增益的重大举措;政治合法性是开展"四群教育"活动的逻辑起点和内在动因。以"四群教育"活动为视野,政治合法性增益问题涉及到宪政建设的整体推进和中国共产党利益代表机制的科学建构,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探析

意识形态是政党权威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两者须臾不可分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左"和"右"的思想倾向给执政党带来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着手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邓小平通过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执政合法性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是执政合法性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性是执政合法性的的活力源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样性是执政合法性的有力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维护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从而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关系、限度、制度：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合法性＂概念置于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相分的框架之内,对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进行析解,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课题。基于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关系及意义,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之困境,指出根本出路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西汉前期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

西汉前期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其目的在于尽快完成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围绕着对皇帝权威神秘化和神圣化的政治构建,这一过程经历了对皇帝身体的想象、思想秩序的初步规范和王者配天儒家大一统理论的确立三个阶段。西汉初期对政权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奠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范式。     

文革前《红旗》杂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性刊物,《求是》杂志的前身,是文革爆发前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树立毛泽东思想权威的主要刊物之一。它主要经历了重提“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和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等3个阶段。它虽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维持社会秩序、激发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热情和整合大众的思想意识等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宣传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后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的培植方面考虑

意识形态资源作为合法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国家及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着价值上的解释和辩护功能.一个国家及其政权要建立合法性的权威机制,就必须正视意识形态资源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提高意识形态资源的创新力、适应力、解释力,使党的意识形态在思维方式、基本特点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发展之路必对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事业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权力腐败与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权力腐败 ,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商品化。它导致人们对权力本质的重新认识 ,促使人们的权力价值观发生变化 ,从而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权力腐败所引发的三种政权合法性危机对于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论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意识形态是标明政党属性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天然地决定着国家政权的性质、结构和运作方式。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政权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政权安全其他方面内容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在为政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又从事实上为政治有效性进行阐明和辩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充分珍视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创建、维护和巩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邓小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探析

意识形态是政党权威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消除意识形态领域中"左"和右的思想倾向给执政党带来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着手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是执政合法性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性是执政合法性的活力源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多样性是执政合法性的有力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维护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手段.从而既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中小学校长权威的合法性分析

中小学校长权威合法性探讨的是校长权威在学校管理中能被广大师生广泛认同和支持的问题,这种认同和支持主要建立在法理权威、专业权威和魅力权威的基础上.校长权威合法性的建构需要完善法律赋权,规范校长负责制;需要校长丰富自身知识,提升专业权威;需要在学校管理中落实民主治校,需要校长不断实行"参与式"管理;提升人格魅力,打造感召权威.     

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

在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苏共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充分利用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这对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苏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翻身意识,在民众对旧社会憎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热爱的情感。当然,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虽然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政权建立初期是一种既有效又廉价的合法性资源,但它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宪法合法性问题研究

宪法合法性是宪法至上权威的前提和基础.不具有合法性的宪法,人们没有义务遵守它,不仅如此,人们还会采取各种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予以抵制,这样的宪法终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完法合法性是由人民赋予的,宪法必须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要求,切实以维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己任.唯有如此,宪法才能真正树立起最高权威,发挥其在法治国家中的主导作用.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上台以后，竭力谋求专制集权统治，进展得较为顺利。此时，他环顾宇内，外有列强的怂恿和支持，内有遍布全国的北洋势力，以为帝制自为决不会有什么闪失。恰恰就是对形势的这种错误判断引起了袁氏政权权威合法性危机的总暴发。其中，使袁世凯难以理解和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是其幕僚和部属对洪宪帝制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