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

对云南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田野调查表明，云南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具有以下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村寨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发展不平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各层次村寨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第一产业（农业）向多元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也存在总体经济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经济活动与市场联系度低，信息传递和吸收迟滞等问题，制约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发展。因此，应通过以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大企业为依托，调整少数民族村寨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将资源特色转化为经济特色；加强村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促进村民传统观念意识改变等方式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     

增权理论视阈下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发展省思——以西江苗寨景区为例

增权是促进旅游发展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效途径。特别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村寨,增权理论对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积极性、保障他们在旅游发展受益、维护其正当权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对象,对西江苗寨旅游业规模化发展之后,当地居民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各方面利益受损情况作了阐述,并就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旅游业中的应用进行了思考,探讨了民族村寨村民增权的具体途径。     

民族村寨旅游对少数民族儿童影响的研究——以松桃苗王城为例

民族村寨旅游是以少数民族村寨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形式。贵州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旅游大省,拥有丰富的民族村寨旅游资源,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王城就是其中之一。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对当地居民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儿童。主要从日常行为、思想观念等方面来探讨民族旅游村寨发展对当地少数民族儿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广西边境民族村落旅游综合开发探索

边境民族村落旅游综合开发应通过优势品牌打造、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建设等,以实施国家战略和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全面发展.     

“诺门罕事件”小考

作为所谓的“边境问题”,“诺门罕事件”在事发当时,即引起社会各界的论争,其中包括事件的名称的确定,相关各方对事态发展的报道和各方的情报分析亦有较大出入,苏联在此事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权益。二战结束后,这些争论仍然存在。并影响到今天世人的认识。     

西部开发进程中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笔者在探讨法律意识的概念、作用及其现代化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实现西部地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包括的内容:关注其固有法律观念传统与现代法律观念的四种冲突;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创造三个条件;大力推进法治和普法教育工作进程;实现公民现代法律意识从“自发”向“自觉”的转变。     

试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本立足于西部少数民藏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现状,指出西部少数民藏地区应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进一步提出了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采取的措施和注意的问题。     

涉诉类新媒体事件的传播特征及其功能分析--以2005-2011年公布的影响性案例为切入点

笔者以2005-2011年公布的影响性案例为切入点,按照“五W”+“A”对涉诉类新媒体事件进行分析表明:涉诉类新媒体事件多发生于东部地区,但与东部地区的法律意识高低无关;在涉诉类新媒体事件中,社会公众的情感指向主要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本质上反映了“权利-权力”的二元对立.涉诉类新媒体事件主要是发挥了正功能,不仅能够实现个案正义而且能促进社会的整体正义.新媒体事件中的民意表达是我国实现司法协商民主的好形式.     

论"三个代表"在《法律基础》教学中的贯彻

“三个代表”在法律上表现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化都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作在《法律基础》教学中对“三个代表”的贯彻，是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目标，培养学生法律意识，增强学生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行使自己公民权利，严格履行公民义务。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目前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于土地征用、城镇改造、移民安置、劳资关系、环境污染、国企改制、资源开发等领域。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钱权交易、治安恶化和官员腐败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西部地区以维权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巨大规模、暴力倾向、“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以及政治诉求的强化,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针对西部地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地方各级政府要定位准确,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善于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疏通民意表达的渠道,大力进行社会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应急和善后机制：     

从湘西地区“蛮民越界”事件看两宋羁縻政策之演变

宋代日渐加强的边界意识在湘西民族地区得到很好的体现,为控制该地区的＂蛮民＂,中央王朝严格划定省界、蛮界,基本隔绝＂蛮民＂与王民之间的往来。北宋初期,朝贡制度很好地维持了羁縻地区与王朝的隶属关系,蛮民利于回赐,＂越界＂事件鲜有发生。随着北宋王朝边界危机的日渐凸显,宋廷不得不对弊端百出的朝贡制度进行革新,并借此对＂蛮区＂进行开拓,大片＂蛮区＂成为省地,但与统治者意愿相违,＂越界＂仍然是边境社会的隐患。南宋嘉泰年间开始推行赵彦励所提出的＂以蛮夷治蛮夷＂政策,开始将有功劳的酋长纳入到王朝边疆政治体系,并尝试在州县地区甄选官员派驻民族地区,以此加强对湘西民族地区的控制。     

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初探——以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业作为新兴的综合性产业,为少数民族村寨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村寨旅游必须走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道路,才能推进民族村寨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在分析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个案研究——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

基于对社区参与式旅游内涵的理解,本文围绕社区旅游中所涵盖的社区居民参与、居民利益分配及社区发展等问题,对北川县五龙寨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村寨开展社区旅游提供了模式上的选择与借鉴。     

9.11事件后地缘政治观的反思

地缘政治这一传统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政治趋向多极化的背景下,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正在重构其地缘逻辑思维。适时提出“时缘政治”和“人缘政治”概念,全面审视世界政治格局。我国应从国家利益出发,积极重构地缘战略格局。     

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性和突发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何防范和应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有效地化解社会利益关系的紧张局面,对正确疏导和有效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消解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实现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于村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的思考

村民的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特点鲜明.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传统法律文化在村民的心理构成中更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普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前我国村民的法律意识,成为影响村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历史因素.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实现农村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继承优秀法律文化的遗产,为构建农村法治与农村和谐社会准备条件.     

论群体性事件报道中的话语主体——以“重庆的哥罢运”事件为例

近年来,重大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且涉及面越来越广。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对这类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也被突出地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从群体性事件报道中的“话语主体”这一视角出发,重庆“的哥”罢运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可进一步地揭示：转型期中国,媒体在拓宽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协助官民对话中所应当发挥的环境监测和民众利益诉求代言人的作用。     

农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农村法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保障,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着农民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维护农民利益的民间纽织缺失;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农村法律体系不完善。司法监督不力等问题．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只有从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培育农村法治主体;依法保障城乡居民平等权;完善有关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农村法律体系。规范农村执法和司法行为等方面加以解决,才能建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效机制。     

边境少数民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案三制”优化进路创制——基于SWOT分析模型

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地缘环境复杂、资源条件稀缺、府际生态多样，这些特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带来多重挑战。运用态势分析法（SWOT）剖析边境少数民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案三制”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从中总结出四种战略矩阵，得出应从动态应急、协同应急、科学应急三大方面进行改革的优化进路。动态应急强调详实法制和预案内容，能够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动态修订，进行情景构建。协同应急强调部门协同、地区协同、政社协同和国际协同。科学应急则强调应急管理的信息化、物资布局的科学调整及案例库的建设。     

论民族村寨社区的旅游开发——以云南红河可邑彝族社区为例

文章以云南红河可邑彝族社区为例,通过对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开发的研究,对旅游开发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有益于社区发展的旅游开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