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生命美学与梁启超文学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对柏格森生命美学的接受,促使他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进行整合和调适,其文学思想由前期的功利主义转向后期注重审美价值的“情感论”。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前后转变是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典型展示。     

梁启超的小说美学及其周边

梁启超的小说美学是对传统美学的突破,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性质,他的小说美学思想还推动了近代小说美学的研究,使之突入一个比较自觉的理论层面。     

梁启超周作人趣味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集中展开对梁启超、周作人二人的美学思想的趣味范畴的探究和挖掘,并进一步对二者的趣味美学思想加以比较。结合当下许多学者分别对他们二人各自的思想和趣味进行理解阐释和合理论述。     

浅谈近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融合——对龚自珍、梁启超、王国维的比较

晚清以来,近代知识分子们尽管对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有所艳羡,但是在传统美学思想上却仍然持保守的态度。一方面,其尽力利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的传统美学,使之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另一方面,他们进一步发扬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注重情感、注重自然真实的因素。所以近代美学直到王国维止,还保留着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特点,但赋予了美学更纯粹的性质,使之作为一门艺术,与政治军事经济的关系日益疏远,并脱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科学精神与梁启超的本土化诠释

梁启超视科学精神为社会进步、新民强国的内在动力。1904年至1922年间，梁启超多次论述科学精神，积极实践在中国培育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方法、为科学营造社会文化氛围的理念与行动，构成其关于科学精神的思想体系。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性、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他还认识到,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民族主义思想互为表里,构成其“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他指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系统整理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他一生观点多变却不离其宗的内在根源,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梁启超的书学观及其贡献

在近代书坛,梁启超不但精于创作,更以创造性的书学研究成果饮誉书坛.他不仅开拓了书法美学的新领域,而且展露了建立书法学科的意识和勇气,从而使其书学理论具有了现代色彩.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初探梁启超与韩国近代文学的关系——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

梁启超对于韩国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韩国近代文人安国善的文学创作方面处处可见梁启超的影子,虽然1910年＂韩日合并＂之后,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彻底被隔绝,但是,梁启超对安国善的影响,乃至对整个韩国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揭示中韩近代文人以＂小说观＂为媒介进行交流的历史痕迹。     

试论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

梁启超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梁袁关系的变化与中国近代重大事件相联系,在戊戌变法时期、民国初年、护国运动时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时而言和,时而结怨,变化异常,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梁袁关系的变化反映了梁启超宪政思想和袁世凯帝制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曲折与复杂。     

梁启超与陈白沙

梁启超是公认的学贯中西的近代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其学术渊源十分复杂,而明代哲学家陈白沙是对他影响较深的一位。作为梁启超所景仰的乡贤,陈白沙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早年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深厚的民族感情与故国之思以及心学思想的启迪。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启蒙思潮与梁启超小说观的内在矛盾

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语境,促使知识分子不断反省传统文化的积弊,并将思想启蒙作为救亡图存以及文化重建的药方,小说的普及面和独特功效激发了梁启超小说新民的冲动.然而,小说为谁而作,普通现实读者还是理想读者?这一问题的取舍不定构造了梁启超小说观的内在矛盾,两类读者审美规范的冲突鲜明地呈现了梁启超试图整合小说为谁而作与小说为何而作的尴尬和无力.     

梁启超与梁漱溟之交往及学术思想联系

梁漱溟早年即受梁启超思想影响,二人的交往则始于1920年。1925年梁父遗稿《伏卵录》的披露,加深了彼此的师生之情。二人学术思想的联系体现在:都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中西文化的思考有契合点,都倡导心学。梁漱溟对梁启超评价很高,亦不讳言其不足,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梁启超。     

梁启超历史知识大众化的思想和实践

梁启超于20世纪初提倡的＂新史学＂,主张通过各种形式将历史知识深入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对史学大众化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梁启超还亲自写了一大批通俗史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梁启超与近代思想解放

梁启超与近代思想解放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创办《时务报》,宣传变法;发表《新民说》,宣传启蒙思想;旅欧后,提出解放思想、建设新文明的构想。梁启超求变求新、解放思想的观念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变易”思想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论佛学对梁启超晚期史学的影响

梁启超晚年偏爱佛学,在史学研究中大量使用佛学话语来解读历史和史学,倡导史学界重视佛教和佛学,故其晚期史学思想也深受佛学理念的影响,在历史发展动力、因果律的理解及经世致用思想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体现出明显的佛学取向。佛学的影响使他更加注重历史发展主体性因素和精神作用,塑造了其晚期史学的基本风貌,并使其得以融汇佛、史,以佛家的胸怀践行史家的天职。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学术个性之比较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具有坐标意义的学者。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均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其中的同异,与他们的个人气质、经学倾向、求学经历、政治观点等,均有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