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现象对皇权的巩固作用

祥瑞现象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很多帝王都把祥瑞现象的出现当作渲染政绩和维护帝王权威的天然工具,各级官僚和大臣也争相呈报和进献祥瑞。因此,祥瑞现象就成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巩固皇权的一种重要工具,成为借以歌颂政绩、赞扬圣德和粉饰太平的重要手段。另外,在祥瑞出现的时候帝王们通常还会采取一些与祥瑞相应的措施,来上答天意、安抚民心。     

两汉祥瑞灾异类公文概说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祥瑞灾异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祥瑞灾异思想源远流长,起源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在汉代真正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体系。汉朝谶纬之学泛滥,祥瑞灾异类公文与谶纬之学呼应,数量多,内容复杂。本文主要分析了两汉祥瑞灾异类公文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并对祥瑞灾异类公文进行了必要的统计学分析。     

祥瑞灾异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乐制度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不仅影响了政治的运作和发展,而且深深渗透于礼乐制度层面。这一时期各种弥灾性礼仪以及宗庙祭祀乐都带有强烈的祥瑞灾异色彩,祥瑞灾异对其时代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祥瑞灾异之说的嬗变与没落

西汉时期,董仲舒综汇儒家经典,博采诸子百家,完善规范了祥瑞灾异之说。这一学说,对此后的历史影响极大,但也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北宋以后,随着儒学的发展,知识界对董仲舒的部分观点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否定。     

西汉年号中的祥瑞文化内涵考释

祥瑞灾异文化和年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独特的文化,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祥瑞灾异文化源于朴素的天人观,并在汉初被纳入到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框架中,使得拥有至高权力的君主能够有所畏惧,并通过改年号或下罪己诏的方式来自我约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而西汉作为首个使用年号的朝代,其中有近一半的年号直接体现了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它与祥瑞灾异文化相结合,对后世的年号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祥瑞：汉代天人观念的意象表现

祥瑞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祥瑞基于汉代“天人”观念正式生成,其作为“意象”应释为“天人意象”。从汉代历史看,祥瑞意象全面表现于当时社会的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第一,祥瑞意象是汉代时间即历史叙述的主要标识,这使汉代历史具有想象与审美的特点;第二,祥瑞意象在汉代空间经验中既涉及平行维度(都城选址、宫殿命名、结构装饰等),又涉及垂直维度,即通过高台建筑与郊祀诗呈现祥瑞意象在“天”“人”之间的游移性;第三,祥瑞意象贯穿汉代封禅礼过程和朝贡体系,建构了当时社会灵光辉映的天下观念。据此可以看到,一个以祥瑞意象为主题的汉代美学时空最终得以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汉代美学研究真正成为与其时代精神更相匹配的形式,同时也为洞察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美学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仅对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政治主张做论证的。要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政治思想。有同志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包含着两个值得     

《太平广记》中的祥瑞灾异研究

祥瑞灾异思想曾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过深远地影响,它的主要政治功能是为君主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对《太平广记》中祥瑞灾异的研究,考察祥瑞灾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作用与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视野中的祥瑞灾异

祥瑞灾异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较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其主要政治功能在于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服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祥瑞灾异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政治功能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别。另外，祥瑞灾异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仲舒天人观中教育思想探微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两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学术界对其进行的研究涉及到了许多领域。而作为大一统专制体制的理论根据，其影响最为直接的当在教育领域。兴学和察举是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主张。而大一统的教育政策则为之确定了方向和标准。同时董仲舒的名号思想、人性论以及教育教化等，也都是研究董仲舒教育思想所应关注的。董仲舒以其天人观构建了儒学教育理论，使儒学从村野走向殿堂，也使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两汉名实思想探析

两汉名实思想在先秦名实理论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论述主要体现在《淮南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淮南子》认为名所表达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同时主张操名责实,并主张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名实关系,同时看到了名实关系的多样性;董仲舒则对名号关系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与先秦时期纯理论研究的理性因素相比,两汉名实思想主要是为了达到＂正名以正政＂的政治伦理目的,表现出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董仲舒的人性论与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作为西汉儒学改造与发展的关键性人物,统合融通了先秦时期的人性同一说,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人性品级说,对之后各家对人性的论说产生了重要影响。董仲舒"教化思想"以其人性论为理论依据,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体系核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迎合了汉初统治者安定民心、巩固政权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董仲舒刑德理论发微

董仲舒刑德理论发微周乾董仲舒，汉武帝时期的卓越思想家，提倡“独崇儒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理论，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都有深刻的影响。刑德理论在其政治思想中，更是重要部分。它所讲述的统治者应如何施政，规定大政方针，与其全部思想比起来，...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时代性论析

汉初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已基本实现了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安定。可至武帝时期,黄老的清静无为已无法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为解决社会矛盾、满足统治者意愿带来了不同于先秦时期新的思想主张。"大一统"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思想的统一;"天人合一"进一步巩固王权,神化并限制了君权;"三纲五常"提出了以德治、教化为主的行为准则。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思想所带有的针对性与现实性色彩也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消逝。     

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

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非常客观理性,不仅对获取政权后没有沾沾自喜,还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将百姓的幸福视为真正的国之祥瑞,展现了一贯的民本情结;该书文中言词恳切,措辞强硬,虽可能经过润饰,但不太像一般儒臣的手笔,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言论的可信度,至少表明了朱元璋本人的相对真实的思想和理念;对比后世明代帝王官修史书,《明太祖宝训》的忧患意识最为明晰强烈。     

从《史记》、《汉书》的差异看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两汉时期著名的史书。司马迁和班固两人的家世、才学及遭遇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史学思想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文分析了这种差异,并从两汉统治者对史学的影响来探考产生差异的原因。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陈宝信仰与古代祥瑞思想

陈宝信仰起源于春秋早期秦文公时,最早与古人对流星神的崇拜有关,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雌雄陈宝的传说,与兴起于汉水流域南阳地区的东汉光武帝刘秀联系起来,成为帝王符命的象征之一。陈宝信仰的兴起和传播,是基于天人感应的观念,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祥瑞思想。     

正义 正我 正民——董仲舒廉政思想解读

董仲舒廉政思想的核心是正义、正我和正民。正义是构建符合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董仲舒廉政思想的基础;正我是正义的方法,主要针对统治者而言,其中心内容是＂正君＂和＂正百官＂;正民是董仲舒廉政思想的归宿,即使人民安仁乐义,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     

刍议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中的治国之道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汉代文体研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还在于策文中所蕴含的思想。《举贤良对策》的目的在于向统治者传达治国理念,而"大一统"的治国思想既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自古以来崇尚儒学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对董仲舒"大一统"治国思想的提出背景、内涵及功用进行分析阐释,力求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的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