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与文学建构——1950年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形象

20世纪50年代,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人的较具代表性的新文学史著,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建构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旗手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相似性描述,表明了政治话语对文学史编纂的强力渗透.同时,也反映了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文学史家选择了一种新的治学模式,预示着文学史编纂日益走向“一体化”的生产阶段.鲁迅形象在这些新文学史著中的经典塑造,反映了建国初期极为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生政权和文化建设方面的舆论导向.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白话文学史》中的文学观念对胡适诗歌刨作的影响

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对于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认识：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强调平民文学的观念;它对于以滑稽、诙谐为特征的“打油诗”的意义有新的认识;它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方式有独特的剖析。在写作文学史的同时,这些观念也深刻的影响了胡适的个人诗歌尤其是新诗的创作。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     

浅析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形象

俄罗斯文学史涌现了许多人物形象,如“多余人”、“小人物”、优秀妇女形象等,他们的存在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史,而“新人”形象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值得关注.本文对俄罗斯文学史典型作品中的“新人”形象予以分析,全面分析“新人”形象的意义,揭示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新人形象的塑造,既继承先辈的文学传统,又有超越之处.     

重构一种历史诗学

在《“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一文中，陈思和提出，现代文学同时展开了两种发展模式，即“常态文学”与“先锋文学”，他甚至认为前者才是现代文学的主流。该文发表后，引起了多方回应。是否“主流”，或许还见仁见智，但陈思和的文学史观察的新“范式”不能不说是对现行文学体制的一种质疑和解构，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被看成是胡适“双线文学观念”的“新世纪版”。     

还债与说理:试论赵树理的“难题”小说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将赵树理的小说定位为“问题小说”.然而,赵氏小说始终在应对实践中的“难题”,而非观念中的“问题”.他的小说产生于基层工作的经验中,“债”与“理”正是赵树理所要处理的最为急迫的“难题”.具体而言,“债”不仅来自道德化的历史观念和等级秩序,也源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华北农村保护型经纪衰落,盈利型经纪兴起,华北小农普遍无产化的历史命运.摆脱债务的唯一途径是打破旧“理”,创造新“理”.赵氏小说就事说“理”,将新社会建立在农民认可的新“理”之上.只有用“难题小说”来置换“问题小说”,从社会史“迂回”到文学史,才能真正跳出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审美趣味的“诸神之争”,对赵树理的写作实践做出反思.     

同一与歧异：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叙述

一切历史都是对历史的叙述,中国新文学史亦然。3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者们,有的在历史叙述中建构了新文学作为“先锋的”、“实验的”、“民族的”、“开放的”文学的整体形象;有的则将其叙述为“欧化的”、“言志的”文学。文学史中“新文学”摇曳的、不确定的形象,凸显了历史叙述者不同的理论前提和思想立场,同时也表明新文学在30年代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受到争议和质询。     

胡适新诗创作论的文学史意义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先驱者,其新诗创作论差不多成为新诗运动初期白话诗创作和批评的金科玉律。胡适新诗创作论的主要内容是反假求真的文学观念,明白清楚的审美尺度,自然音节的诗体创造,这些理论推进了新诗运动的进程,在新文学史上具有创新和奠基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与钱穆文学观之比较

胡适与钱穆是廿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了近代文化发展中两种不同的理念。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开创风气的闯将,胡适往往被人们看成“新”的形象。而作为传统文化守大成的钱穆,却被人们作为“旧”的形象。 一、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比较胡适与钱穆在文学观上的差异,不但有助于准确把握两位大师的各自贡献,对进一步理解新文化运动也将不无裨益。 胡适(1891—1962年)与钱穆(1895—1990年)都是上世纪末出生的一代大家。胡适年长钱穆4岁,成名却比他早十多年。胡适自小又在安徽受的私     

投降派的辩护士——评胡适的《水浒》考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这时,买办文人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他“破门而出”,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大肆兜售实用主义唯心论黑货,写了数万字的《水浒》考证。他自称要通过“考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即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完全是反动的实用主义唯心论的翻版,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奴才哲学。他吹嘘,用这个“文学观念”写出来的鸡零狗碎的“考据”,要给《水浒》研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胡适的所谓“新方向”、“新道路”,“新”就“新”在以投降派的资格论投降派,卖力地为《水浒》辩护,给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贴金,向他的主子献策。     

《白话文学史》中的文学观念对胡适诗歌创作的影响

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对于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认识:它从内容到形式都强调平民文学的观念;它对于以滑稽、诙谐为特征的"打油诗"的意义有新的认识:它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方式有独特的剖析.在写作文学史的同时,这些观念也深刻的影响了胡适的个人诗歌尤其是新诗的创作.     

两种《胡适年谱》之校读

对耿云志著《胡适年谱》和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进行对比阅读,发现两书侧重点各有不同,且都存在不少的错误.校勘这些错误,既为修订版提供依据,又为编撰新《胡适年谱》打下基础.胡适的文集、日记、书信是编年谱的重要史料,如何利用成为编好年谱的关键.     

知：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胡适路线

辨析胡适语言观念的哲学内核,提炼胡适语言思想的进化观、实证观和实用观,梳理出一条以胡适的语言观念为内在逻辑的语言路线.即：从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经过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到1920年代末“文学研究会”分化出来的“开明作家群”和左翼作家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再到1930年代瞿秋白呼吁的“文腔革命”并进而推动的“大众语”讨论和“拉丁化运动”,最后到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或者更简练地说,从“胡适之体”到“毛文体”,客观上呈现出一条注重语言的实用性、工具性和规范化的胡适路线.     

胡适与戏剧

丰富的看戏经历为胡适日后进行戏剧改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和经验,胡适戏剧改良的理论基点是文学进化观念和实验主义哲学,胡适的戏剧改良观念是与其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步调是一致的,胡适还在戏剧翻译和戏剧创作中不遗余力,其翻译创作戏剧的动力和标准是写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戏剧观。厘清胡适和戏剧改革创作的关系,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五四”文学革命的进程及意义。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透明的黄玫瑰花落何方——从三毛作品看“重写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人们的文学观念、评价标准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有了很多新版文学史。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文学史”留下的理论盲点。该文旨在研究“重写文学史”运动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不足,及对作家三毛在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评“五四”文学革命性质和起点的争议

“五四”文学革命又称新文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几十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和起点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有人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钱玄同也说:“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     

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和郭沫若、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一起,积极地投入了新待运动,成为我国新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发表了第一首新诗《春水》.他于1922年5月出版的《冬夜》是新诗史上继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之后的第三部新诗集.此后,他于1924年、1925年又先后出版了新诗集《西还》和《忆》.他又是新诗集《雪朝》的八位作者之一.他是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过该社第一任职员中的书记.他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俞平伯对“五四”文学革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滋长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