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董仲舒“治道”思想之比较

荀子、董仲舒的治道思想都是在国家、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提出来的.两者治道思想的共性与差别在于:在管理本体论上,荀子要求管理者面对自然之天必须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董仲舒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原,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在管理行为观上,两人都继承了经典儒家的管理行为理论,主张为政以德和贤人政治;在管理价值论方面,都认同“不与民争利”;在管理人性观方面和管理控制论上,都认为人性可塑、导人为善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特约主持人按语:

正《汉书》载"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思想总纲,这里发表的西南大学周兵教授、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邓红教授的论文都围绕"天人三策"而展开,或聚焦其深奥义理,阐发其内在价值,或经此而批判日本学界对董仲舒的否定论调,鞭辟入里,颇值一读。"天人三策"在当时所引起的影响,可能也只限于"天子览其对而异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能直接源自"天人三策",至少也不会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又一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     

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

在二十世纪楚辞学领域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争议是屈原存在问题的讨论。屈原否定论最早由廖季平提出,从而引发了漫延近一个世纪的、一大批中日学者卷入其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参与者甚至包括了现当代一些著名学者,如胡适、闻一多、郭沫若、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稻耕一郎、铃木修次、三泽玲尔、冈村繁、白川静、黄中模、浅野通有等等。这种争鸣不仅不会掩盖历史真实存在,相反更会从正反两方面澄清历史重重雾障,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一个本源性的屈原形象,这对楚辞学的深入发展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意义。     

董仲舒灾异说对后世的影响

董仲舒在《贤良三策》中讨论了自然灾害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他能成为“儒者宗”,和他始推阴阳灾异有直接关系。在他的影响之下,刘向刘歆父子、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谷永、李寻等经学大师,竞相效仿,都成为灾异言政事的名家,经学的神秘化、神学化恶性发展。到西汉末年谶言、纬书的泛滥,达到了高峰。不过,董仲舒的灾异论也不是空穴来风。通过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们也学会了人性化的自然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迄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只有人性化地对待自然,才能学会与自然相处,从自然中吸取教训,善待自然,获得人类最佳的生存空间,避免自然灾害的报复。     

试论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散文经学化之影响

春秋战国至西汉六百多年间,中国继政治之大一统后,思想上一直难以统一。顺应时代的要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解决此难题,儒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了帝国的统一意志。与此同时,对策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思想魅力和文学特色,推动了汉代散文“新儒学”创作立场的确立与汉代文论实用化标准的形成,自此经术文风在两汉散文创作中风靡。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所著还是后人集成？

《中国教育报》2009年11月16日第八版发表一篇李文军的题为《俺与董子是同乡》的文章,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后来,董仲舒应召与汉武帝对‘天人三策’,伸张春秋大义,为汉朝奠定了‘大一统’的治国思想和文教制度根基,遂成为孔子之后的一代大儒,走出家乡为仕。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     

《天人三策》思想及价值新探

《天人三策》既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汉武帝思想的重要材料。《天人三策》揭示了汉武帝在执政初期的一些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他后来在执政方面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在这几篇策问中找到其思想滥觞。汉武帝在这3篇策问中提出了几个重大问题：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董仲舒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策对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汉武帝本人的施政方针以及汉代以后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仲舒天人关系论中包含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社会契约论思想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蓝本,这一思想早在伊壁鸠鲁时期就有所萌芽,而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始时就被霍布斯、洛克等人推到顶峰。在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思想中,就有了与社会契约论思想极为类似的思想萌芽。他在《春秋繁露》的天人关系论中包含有社会契约论思想。     

论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王充对汉代社会普遍流行的天人感应论进行批判,其表述的基本观点是:天无意志,天道自然;王者兴于时命,圣而不神;灾异为阴阳所致,而非天神所谴告。王充对于天人感应论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在否定意志之神的同时,又肯定了命运之神的存在;在批判天人谴告说的同时,却又认为符瑞与圣贤和盛世是联系在一起的。     

董仲舒的人性学说并非是“中民之性”

董仲舒的人性论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又有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中民之性的新说提出。但董仲舒的人性论并不存在所谓人之性与民之性的两类文字的区分,更没有以人之性即为圣人之性的观念,新说关于中民之性的论述,也难以成立,究其原因在于新说不了解董仲舒的人性论处于儒学人性论“性同一说”向“性品级说”转变的逻辑关节点。     

孔子改制与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论（下）

历代公羊家都坚信,孔子依托夏商周之礼法资源,著（《春秋》而改制,行天子褒贬进退之权柄,属于继周而王,或直接代周而王,独成一王之法。故《春秋》之于周礼,并非追随、顺从,而有突破和创新。三代礼法虽不同,但它们在适应、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有效规范及当时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是统一的。《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文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这一切又都明显区别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秦汉知识分子颇热衷于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和礼制相比配。     

孔子改制与董仲舒的《春秋》法统论（上）

历代公羊家都坚信,孔子依托夏商周之礼法资源,著《春秋》而改制,行天子褒贬进退之权柄,属于继周而王,或直接代周而王,独成一王之法。故《春秋》之于周礼,并非追随、顺从,而有突破和创新。三代礼法虽不同,但它们在适应、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有效规范及当时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而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是统一的。《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文的礼仪、形式都必须依附于质的内在基础,质、丈二元互变,礼的产生依赖于质、文共同作用,这一切又都明显区别于《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忠、敬、文谱系及其交替、流转作用之理势。秦汉知识分子颇热衷于把质、文逻辑关系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     

“天心”即“爱人”——论董仲舒的仁说

学界长期忽视了董仲舒仁说思想在政治治理领域的研究。董仲舒首先为其仁说在政治治理领域的展开设立天道论依据,以“天”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表达出的喜悦之情与仁爱之心论证仁政存在的合法性。其次,董仲舒仁说思想的应用体现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各个方面：第一,在政治施行方面,遵循德主刑辅的原则;第二,在王道教化目的方面,希望人民遵循礼义的原则;第三,在经济发展方面,要求统治者不与民争利。最终,董仲舒的仁说思想不仅继承发展了先秦仁学理论,也影响了后世《白虎通》中仁说理论的建立,使得《白虎通》在天道与人道两方面均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的仁说。     

《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天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繁露》将“正元”与“灾异”视为《春秋》之“二端”,并通过其阐释天人理论,将人事、历史与上天之意旨连结在一起。《春秋纬》在接受《春秋繁露》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将天人理论又加以深入和拓展,具体体现为正元观念的发展和灾异思想的强化。     

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方法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他解释的较强主观性,与他在解释过程中张扬的主体性关联;而其主观性、主体性的突出,又与他标举的解释方法相联系.他的解释方法之一是“见其指者,不任其辞”. 《春秋》有“微言大义”,微言与大义之间存在间距,解释者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突破文辞字面义的限制,以把握深微的《春秋》大义.他的解释方法之二是“推见至隐”.《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不合,所谓“讳”,讳之背后的事实真相及其意义隐约幽微,故须推见至隐,突破表面的言和事,以把握历史的真言、真事.他的解释方法之三是“原心贵志”,特重视追及一个人之行为动机的隐微之地.他的解释方法之四是“伍其比,偶其类”,把同类的事、书法、义法加以类比和类推,辨析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日本文化中“雅”的多重涵指探析——以小说《阴阳师》为例

《阴阳师》系列小说堪称日本民间故事题材的现代文本,亦是拥有国际市场的流行文化产品,其中尤其凸显出日本文化中一个关键性范畴———＂雅＂的多重涵指。文章从投身自然与艺术之美的忘我心境、舍我其谁的诚与真、感物心发的哀情幽绪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跨文化视野的比较与探析,企图从中发掘文学、美学、文化等更深广的内涵。     

从《日本论》解读戴季陶的日本观

戴季陶曾长期留学日本,后又多次跟随孙中山先生出访日本,他的《日本论》一书以简洁明晰的叙述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日本国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以此作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反思与借鉴。这部书当时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他的日本观主要包括对日本神道教、国民性、民族特性、武士道、明治维新等内容的诠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