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绥靖公署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假审判分析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建立10个军事法庭专门审判战犯,其中,太原绥靖公署军事法庭的审判却是阎锡山保护日本“战争狂魔”的假审判,不仅战犯数量少、官阶低、判处较轻,还放过了甲级战犯和主要大战犯。究其原因,国民政府追随美国,从“宽而不纵”到彻底放弃;山西资源丰富,易守难攻,经济相对独立;阎锡山推崇日本军国主义,日军筹谋残留山西、东山再起,阎日一拍即合。假审判对国际社会、国内解放战争、日军日侨遣返等影响恶劣。     

亲历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

2014年7月,中央档案馆公布了馆藏新中国审判45名日本战犯的口供这些战犯在二战中大肆屠杀残害中国人民,他们本身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受驱使而犯下了滔天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本文作者曾亲身参与审判的翻译工作,亲历整个过程的前前后后,写下此文,回望那段不容遗忘的历史。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报道的回忆

正义压倒邪恶的审判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太原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9名日本战犯。这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并经过国家主席毛泽东命令公布执行的。这次审判的9名日本战犯为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犯有侵略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的富永顺太郎。他在日本     

陈奇涵:审判日本战犯的军法上将

正陈奇涵(1897-1981),江西省兴国县人。曾拒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被毛泽东称为"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代表旗帜",既是战功显赫的开国上将,也是我军惟一的军法上将、军法战线的奠基人。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作出《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确定由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侵华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陈奇涵除自己参与相关工作外,还派出了     

上海市档案馆征集到审判二战日本战犯珍贵资料

<正>近日,上海市热心市民朱煜林将其珍藏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捐赠给上海市档案馆。该审判材料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于1950年在莫斯科以中文繁体字印刷发行,该书为精装、大32开本,全书共583页。该书详细记录了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前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公开审判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     

日本战犯在徐州受审

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1944年,同盟国战犯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设远东及太平洋分会于中国。1945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2月中旬以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十处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除南京法庭直属国防部外,其余隶属各绥靖区,分别审判各地战犯。     

山西太原对日本战犯的两次审判(上)

民国时期第一次审判日本战犯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侵略中国长达14年之久,最终以可耻的失败告终。按照《波茨坦公告》,“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因此,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洗、对战争罪犯的逮捕与审判,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问题。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专门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在中国大陆,1945年9月7日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小委员会,已在…     

清算日本战犯

昔日不可一世的战争罪犯，终有一天接受正义的审判。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及欧洲纽伦堡的军事法庭的审判，为后来对犯有战争罪的罪犯的惩罚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     

湖南省会警察局核查日本战犯古川武罪行纪实

长沙市档案馆保存有为数不多的抗日战争档案史料,在13号全宗68号案卷中,笔者有幸查到了湖南省会警察局控诉日本战犯古川武行文书报告1份,武汉行营要求湖南省会警察局协助查找古川武等战犯电文抄录1份,湖南省会警察局向武汉行营查明古川武等战犯详细罪行的电文报告抄录1份.     

山西太原对日本战犯的两次审判(下)

·1956年6月12日至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太原)对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搏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八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新中国成立后对日本战犯的第二次审判一当民国时期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草草收场之时,伴     

《东京战犯审判》介绍

一套内容详尽、以前从未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记录文本,由美国加兰出版公司和英国经济政治科学学校合作,用了近十年时间,已陆续出版发行。这套被取名为《东京战犯审判》的巨著,共27卷,近2万页。由英国R·约翰·普里查德博士和索尼娅·麦格巴纳·泽德博士编辑,唐纳德·卡梅伦·瓦特教授任指导。     

剖析南京审判与沈阳审判的不同点

二战后,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对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历次审判中,以南京审判和沈阳审判最著名、影响最大。两次审判分别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主导下进行,致使在两次审判中,日本战犯认罪态度,采取“宽大处理”方针的目的以及对中日关系影响方面的诸多不同点。从现象看本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推护中国人民基本权益,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光明的政党。     

日本战犯装疯 美国军医受骗

二战结束后，巢鸭监狱中的战犯，有28人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     

日本战犯装疯美国军医受骗

二战结束后,巢鸭监狱中的战犯,有28人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 起诉书共列举了55项罪状,控告这些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与"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其中第十八项和第十九项,控告日本1931年9月18日与1937年7月7日,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罪.     

沈阳解放纪实

<正>1948年9月4日,毛泽东主席就制定了辽沈战役作战的总方针,亲自起草给林彪、罗荣恒等指挥将领的电报：“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当这份4A级、绝密、十万火急的电报送到作战指挥室时,解放东北将近50天的激烈交战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的释放与日本战犯上诉

二战后,对日作战盟国为了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设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犯有破坏和平罪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审判前就开始暗地释放日本甲级战犯嫌疑人。东京审判结束后,更是出现了日本战犯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的闹剧。远东委员会作为盟国制定战后对日政策的国际机构,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未经授权释放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远东委员会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美国一国的法院无权受理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的日本战犯的上诉,日本战犯上诉以失败告终。     

1946-1947年广州对日战犯的审判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九，人物志．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651-653页附录“在广州处决及病亡的侵华日军战犯名单”，仅开列了5人，有3人无生年。有关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记载很少。1989年，黄汉纲先生在《越秀史》第2辑上发表了《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一，很有价值。笔是专门从事日本侵略广东史研究的，     

枪决于提篮桥监狱的日本战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上海军事法庭设立于虹口北四川路江湾路口一幢坚同的大楼内。从1946年4月至1949年1月26日,共计审判日本战犯百余人、结案者116人,其中判处死刑14人、判处无期徒刑22人、判处有期徒刑75人、无罪释放5人。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4名日本战犯中,大多在提篮桥监狱内执行枪决。     

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国际影响

回顾国际上关于战后问题的处理,大致有领土、军事、赔偿、战败国处置等几方面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称为"分赃会议"的巴黎和会到二战结束后明显体现出强权政治的雅尔塔协定,国际上处理战后问题都打下了这样的烙印:战胜国之间互相勾结、妥协,而对战败围进行彻底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