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大的恐惧”，谁之过

既然危机中的恐慌被莫名地扩大,这有可能来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也有可能始作俑者就是政府部门,那么,媒体在参与危机事件报道的前提下,如何当好“安全阀”、“减震器”呢？作为政府部门又该如何适时适度发布好信息呢？简单地说,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钟摆尺度”的问题。     

论媒体危机报道的四大功能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危机高发期。危饥报道是现代社会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课题，2003年发生的SARS危饥使中国媒体危机报道的许多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正确认识媒体危机报道的功能是中国媒体危机报道改革进一步深化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从四川"怪病"看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前行轨迹

2005年7月至8月．我国应对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四川“怪病”(人感染猪链球菌病)。而在这之前．我国分别应对了2003年的SARS和2004年的禽流感。围绕这三场公共卫生危机．我国的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报道,而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危机报道也正始于2003年的SARS。通过对2005年四川“怪病”的危机报道．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媒体在公共卫生危机报道方面的前行轨迹。一、2005年的四川“怪病”与相关的危机报道 2005年6月24日,四川资阳市出现了第一例后来被称为四川“怪病”的病例。7月22日四川省卫生厅紧急发布消息称,6月24日至7月21日,资阳市收治20例不明原因疾病病人,目前有9人死亡。如此高的病死率．而病因却不明确．使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迅速成为舆论和公众的关注焦点．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新闻媒体随即展开了相关的危机报道。媒体在报道中借用疫区民众的称谓将其称之为四     

危机事件中媒体的作用与传播策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也进入了新一轮危机事件高发期。大众媒体在危机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危机的演变进程。媒体在危机事件中采取相应的传播策略,进行有效的危机报道,不但有利于树立自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而且可以更好地促进事件的圆满解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010年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研究背景 所谓危机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重点研究危机传播过程中的传播效果、媒介、受众等变量,将传播学学科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危机管理中.从2003年开始,危机传播研究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体系的构建,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2003年爆发的“非典”,开始了第一时间、全方位报道危机的时代;二是汶川大地震,它使我们认识到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危机传播研究也随之更加全面深入.     

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中间角色”

我国新闻媒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使其具有政府喉舌与市场主体的双重角色身份。这种身份促使媒体在公共危机报道中形成了既服从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安排,又寻求自由报道空间来赢得市场的“中间角色”。本论文通过梳理2008年至2013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扮演“中间角色”的情况,试图总结出政府统一报道口径的公共危机事件的类型,以及媒体寻求独立报道的路径,从而描绘出我国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真实报道空间。     

坚持危机报道的“3T”原则——以5月15日《南方周末》汶川大地震增刊为例

媒体在应对危机报道的时候,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危机事件中的受害者,树立人的生命至上的观念,注重感情和理性的平衡,坚持危机报道的“3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     

中国危机公关透视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危机事件频发的一年,“矿难”、“苏丹红”、“甲醛啤酒”、“松花江水污染”、“天价医药费”等等,成为留存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危机”的代名词;从国际品牌到国内企业,从高等教育到医疗卫生,从官煤勾结到环境污染,无论是营利性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在这一年相继遭遇各类危机,很多事件成为媒体集中报道和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或热点。何谓“危机”?一般来说,危机是指危及社会组织利益、形象、生存的突发性或灾难性的事故或事件。在诸多有关危机的定义中,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对危机的定义得…     

影响的焦虑：危及报纸公信力的三种倾向

当做假账、吹黑哨导致某些行业发生诚信危机的时候,我们也会自然联想到有关新闻诚信度的话题。特别是接二连三的新闻事件,更使我们无法回避目前报纸所存在的信用危机——年初,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学生德育行为准则的一场讨论,被演变成学校成立“捉吻队”这一荒诞风波;此前,四川某报道听途说,在报道中把汪国真描写成穷困潦倒的文人而引发一场诉讼官司;更有诸如“千年木乃伊出土后怀孕”、“刘晓庆在狱中有空调有淋浴”、“地球生命只剩50年”、“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中国少女吴扬改写牛津大学800年校史”,等等。     

公关危机中的媒介角色

近几年,伴随着雪灾、大地震、金融危机等大事件的是“艳照门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富士康跳楼事件”、“毒奶粉事件”等一连串让公众瞠目结舌的公关危机事件,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信息化时代,任何事件影响的无限扩大都需经过媒介的传播,因此媒介又成了贯穿这一连串公关危机的重要链条.本文主要探讨在公关危机中媒介的角色扮演,媒体在揭露危机背后的有害机制,维护公众的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为产生危机的企业提供适当的帮助.     

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公益性与传媒责任

从2003年的“非典风波”、去年的“多宝鱼事件”直到今年4月的“龙凤汤圆风波”,公共卫生危机报道对医药卫生专业记者已不再陌生。在此类关乎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报道中,是仅仅充满激情地采写新闻．还是以一种更为审慎的全局意识理性而冷静地引导舆论？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把握好公共卫生危机报道的特殊性？     

平息谣言化解危机--关于"肺炎事件"报道的启示

在信息社会,传言、谣言如何迅速扩散,以至造成社会危机,又如何迅速将其平息,化解危机?恐怕是值得传媒、乃至社会管理机构、政府官员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在羊年春节后,广东传媒遇到了“肺炎事件”引起的抢购药品、食醋风潮。不过两天时间内,就在政府和传媒等方面的努力下,把其平息了,危机得到了化解。社会恢复平静,有秩。现在回顾广东报纸对这次危机报道的经过和处理,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借鉴。     

重视对媒体危机公关的“事前效应”

现在，危机事件成为许多企业、行业乃至政府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重要工作，危机公关也日益被提到这些相关当事主体的议事日程上来。“危机如火．水火无情”，然而相关当事主体往往比较重视“火中”的如何灭火和“火后”的如何自救，却往往忽视了“火前”的防患于未“燃”，尤其在这团火中可能“助燃”也可能“注水”的各类新闻媒体。如何对媒体进行“事前”性的危机公关，这往往需要相关各方在构筑危机管理体系和预警机制过程中，建立稳定正常、沟通顺畅的互动性“媒体通路”。只有在此基础上，“事发”后，面对媒体的危机公关，才可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对，找到危机的化解之道。     

从三鹿奶粉事件谈企业危机传播

危机传播,就是“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公众之间的传播”。危机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对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果处理得好,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声誉,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伤害企业的信誉度,甚至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那么,企业应该如何进行危机传播？我们可以从近期的三鹿奶粉事件和加拿大食品安全危机的对比说起。     

政府公共危机中新闻媒体能力建设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及时、准确的报道,新闻媒体的公共新闻事业在业内和受众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因为有效的应对和报道突发事件发挥的积极作用赢得了受众的一些认同。当危机出现之后,政府、公共新闻事业和群众是传播系统的三个主要环节,公共新闻事业在公共危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公共新闻事业在大众和政府之间构筑了一个信息交流通道。反思过去,我们通过一些反面事例也不难发现,危机信息的四处传播,具有在极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对于危机状态做出的随意性更强的传播状态,因此新闻媒体必须要讲究方式和手段,不能人云亦云,失去理智迷失自己的方向,要一贯以高度的责任感,传达政府的声音,维护社会的稳定。     

以公众利益为本：《读者》的“危机公关”解读——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文章以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读者》“危机公关”案例的回顾阐明：任何组织都必须将其公共关系行为贯穿和有机融入其全部运营活动过程当中;在危机已成为一种常态、危机事件可能随时“进发”的现代风险社会,危机公关的要诀是将“危机公关”日常化,其基本准则是“以公众利益为本”,要避免将公共关系“技术化”的片面取向。     

现代危机意识与危机报道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时空的不断突破和社会系统的重新整合,危机本身也在不断演化,这就要求我们的危机意识不断增强、不断更新。危机意识是媒体进行危机报道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危机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新特点要求媒体的报道也必须作出调整。     

“反应迅速”与“感觉迟钝”——反思抗震救灾电视报道

四川汶川地震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新闻媒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发挥了沟通信息、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作为普通观众,我们很容易被新闻媒体所营造出来的“紧张而感人”的氛围所感染,作为研究者,我想更需要用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来对新闻媒体的报道进行评价和反思。     

应多“警言”少“危言”——关于“恐惧夸大”的媒体危机传播的反思

在我国,危机传播基本还处于探索规律的阶段,这与新闻从业者缺乏此类职业训练以及固守“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报道方式有关。于是,在一些危机事件发生的地区,多采取“内紧外松”的传播策略;而在外地的媒体,则出现过于尖锐或有失偏颇的批评。因此,在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不报”或“滥报”这两个极端,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地服务社会公众。记者作为新闻一线的见证者和发布者,无疑起着“扫描仪”和“过滤器”的基础作用。     

在危机中抢占舆论引导高地——解析《今日美国》的一次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

近年来,“9·11”事件、非典、东南亚海啸、超级飓风、禽流感、大面积停电、矿难等公共危机事件频频闯入人们的生活。这不仅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媒体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舆论引导提出了新课题。2006年8月,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面对一次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以娴熟的专业技巧,及时、准确、客观及全方位地展开报道,在配合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维系国内社会稳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读这组报道,不仅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也为我们今后怎样进行突发性公共危机报道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