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若干问题辨析

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04年12月2日第59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并规定国家在8种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管辖豁免。虽然我国也签署了该《公约》,但由于其关于上述有关8种不享有豁免的诉讼行为的规定多数比较原则,许多概念不够明确,有待进一步厘定。而如何解释和适用这些例外规定,还缺少统一的标准,并且公约还未生效,我国法院应按照本国实践尽快制定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其中,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和我国国情利害攸关,本文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状以及公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粗浅地探讨。     

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豁免从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和相对豁免论,发展到《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于国家及其豁免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主张和坚持国家豁免原则,反对恣意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做法。     

论限制豁免主义的商业交易规则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明确宣告了绝对豁免主义的终结,其第三部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的诉讼”列举了不得援引管辖豁免的八种情形,其中商业交易是限制豁免原则的核心问题之一。《公约》规定了商业交易以“性质标准为主,目的标准为辅”的判定规则,并对商业交易界定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及国家与国有企业行为的责任关系作出了规定。本文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约》在确立相对豁免原则及建立框架以协调各国在执行该原则的实践方面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争议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仅仅折衷了“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在许多问题的立场上是摇摆而模糊的。公约中的“商业交易”、“雇用合同”、“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仲裁协定的效果”以及“在法院诉讼中免予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和“缺席判决”的规定,给将来的理解和实践留下较大的空间。因而公约将来的适用无论在实体权利还是程序事项上都将给缔约国的理论和实践带来影响和冲击。中国应当在根据公约完善我国法律的同时,谨慎地批准该公约。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交易”——兼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004年12月16日第59届联大通过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我国政府也于2005年9月签署了该公约.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中,国家同另一国自然人或法人之间从事的商业交易行为一直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问题,文章结合《公约》的相关规定和各国的实践对该问题进行系统阐述.     

从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之原因分析

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形成之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立场向限制豁免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有政治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法理上的支持,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     

论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

本文以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论述了国家豁免在国家从事侵权行为中的适用，阐述了与国家豁免有关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外国侵权行为与法院地国之间的领土联系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以及在征收中如何适用国家豁免，结论是：外国国家在法院地国境内的行为造成了人身伤害时。不论其行为的性质是“主权”的还是“商业”的，该法院地国的属地管辖权可以延伸到对此类案件的管辖。但是。这一管辖权是以严格的管辖联系为前提的，如果不顾此类行为的性质。对发生在外国境内的类似行为实施域外管辖就构成了对外国国家本身管辖权的干涉。     

国家豁免中的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豁免主体中最为复杂的一类,对其认定以及如何享有豁免权,各国的实践和理论不一。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职能主义,国有企业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享有豁免权利,二者殊途同归,但是仍有差异。本文通过比较《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以及英美典型国家的相关规定,试图为我国即将到来的国家豁免法提供理论依据。此外,本文拟分析我国目前相关立法的不足,指出我国的当务之急一方面是修改、完善相关民商事法律,厘清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加速我国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立法工作,以表明我国对此问题的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要积极应诉,提高诉讼策略,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     

论外交特权与豁免

文章阐述了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产生、功能、概念及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适用范围,同时透过数起侵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事件对《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有关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初探。     

简论国家主权豁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及国际间交往的增多,跨国法律纠纷剧增,一国政府在另一国法院的地位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上一个比较古老的原则,但各国家间对国家主权豁免持有的不同态度,即限制豁免主义和绝对豁免主义,成为有争论的问题。研究新时期的国家主权与豁免就显得尤为重要。     

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趋势与我国的对策——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影响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一部包含刑法规范在内的兼具国际法特征的国际刑法规范,是国际刑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这部公约在职务犯罪惩治的立法上,体现了犯罪构成要件设计严密、完整、科学、合理的特点。中国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国际化方面尚存在种种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惩治的刑法立法方面,需要明确"严而不厉"的立法指导思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生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三个《刑法修正案》,在相关职务犯罪的规定上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出相应的修改和完善,适应了职务犯罪惩治国际化的趋势。     

我国烟草广告遭禁后的出路探析——以云南烟草为例

我国于2003年11月10Et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公约,成为第77个签约国。全国人大也通过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意味着国内烟草行业将承受更多来自公约的束缚。预计今后三五年内,各种形式的烟草广告将逐步退出市场。中国烟草业的宣传工作将面临巨大挑战。通过叙述《公约》签署前后国内相关法律对烟草广告的限制状况以及云南烟草广告的发布状况,从而进一步探究烟草广告在今后所面临的具体障碍和问题,并拟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为我国遭禁后的烟草广告寻找出一条可行的出路。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in Europe

‘Securing the rights articulated in the Convention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arly experiences.’ 1 1 Early Childhood Rights Indicators, A guide for Monitoring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http://earlylearning.ubc.ca/media/uploads/documents/internationalresearchbriefjan2012.pdf , p2
This article analys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nd child rights in early childhoo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Both are primarily national competencies. The EU has limited access and tools to influenc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hile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indirect interventions are not only possible, but greatly used, often in areas that do not seem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s discussed here. Yet there is a strong desire and interest of the different EU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implement both ECEC targets and child rights. In this article, we show that, while ECEC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different policies at EU level, there have been efforts to implement and mainstream child right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specific dimensions in relation to early childhoo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but a child rights based approach is missing.     

ICC在中国作出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当事人选择ICC在中国仲裁所作出的裁决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以及"仲裁地"理论,应为"非内国裁决"。由于我国尚未开放的仲裁市场以及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保留,此类裁决面临着现实的法律障碍。开放仲裁市场、运用目的解释《纽约公约》下的义务以及修改我国国内法能够最终使ICC在中国作出之判决得到承认与执行。     

基础教育课程“渐进”改革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着"突变论"倾向,即认为当前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是落后的、传统的、急需改变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突变"方式促进"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或是转向"后现代教育"。然而,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是深化、调整和完善现代教育体系,而非通过"突变"另创一套新体系,"渐进论"应是改革的方法论选择。     

“文明冲突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这一理论本质上是文明冲突掩盖下的新意识形态,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策略。面对"文明冲突论"的挑战,我们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