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明年”应为庆历六年

《岳阳楼记》课后注释“越明年”说: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年)。江夏教授认为,“越明年”是“经过了第二年”或“到了第三年”。(见华中工学院出版社江夏编著《文言文评点译释》)从范仲淹作记的时间看,“越明年”不是庆历五年,而是庆历六年。因此,我非常赞同江夏教授的意见。     

由物及人的《墨池记》

《墨池记》是曾巩应抚州官学王盛教授之邀而写的一篇杂记,作于庆历八年即公元1048年。文章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寥寥数语,就将墨池的地理位置及来历,交代得清楚明白,饶有生趣。王盛题“晋王右军墨池”六字,并盛情邀约曾巩作记,就是为了借助贤人     

《岳阳楼记》教学设计

<正>一、文本、教材分析《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推行政治改革,因保守势力反对而失败,被贬至邓州。他的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即将落成,请范仲淹作记,并随信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凭此图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虽以“记”为名,却借题发挥,阐述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主张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及乐观精神。     

平常文字意味深

“庆历四年春。膝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予作以记之。”这是《岳阳楼》的首段字。教学中，老师往往觉得这段字很平常而不予重视，其实，除了交代作记缘起，它还另有深长意味，另有重要作用在其中。     

“越明年”是何年?

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卜简称《记》）中之“越明年”,中学教材及流行注本均理解为“到了第二年,就是庆历五年（1045）”。沈蘅仲先生认为,“‘越明年’应理解为第三年,即庆历六年”,“此说较胜”（《知困录》337页）。笔者认为,沈先生之说极有见地。兹详申其说。“越明年”之“明年”何解？《琵琶行》：“明年秋,送客湓浦口。”“明年”即“第二年”,殆无疑义。确定“越明年”的意义,关键在对“越”字的理解上。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训《尚书·召浩》之“越六日”云：“越,犹‘及’也。”释“越明年”之“越”作“到”,主要…     

苏舜钦山阳守制行年考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诗人，但其生平事迹后人却知之不详，关于其山阳守制的具体时间，权威专著《苏舜钦集编年校注》所附年谱定在庆历二年春至庆历三年冬，但据苏氏兄弟庆历二年春天所作的《淮上喜雨联句》诗可知，是时他们还在自吴越奔丧还京的淮水之上；另据苏舜钦的《东京宝相禅院记》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可证庆历二年四月和是年年底，苏舜钦都在京城；又据欧阳修庆历三年作的《答苏子美离京见寄》和苏到山阳后作的《涟水军新闸记》以及北宋汴河通航制度，可知苏舜钦南下山阳在庆历三年春。其终丧还京的时间，可据汴渠十月闭口的制度和苏的《九日汴中》诗等，可确定在庆历三年秋九月。     

读《岳阳楼记》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为重修的岳阳楼作记,写下了《岳阳楼记》这篇千古美文。     

“越明年”训释商兑

关于范仲淹《岳阳搂记》中“越明年”的训释,课本编者认为是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五年(1045年)。《古代散文选》也持此说,认为:越,及,到。并说明这是采用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说法。张拱贵、黄岳洲《文言文的语言分     

先忧后乐滕子京

滕子京和范仲淹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时,范仲淹亦贬谪邓州。仕途的坎坷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岳阳楼重修落成之际,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范仲淹此时最清楚该对滕子京说些什么,遂不负好友之嘱托,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这篇传诸后世的千古美文。一直以来,众多论者总倾向于说是范仲淹借滕子京求记之际,借题发挥,抒写了远大的政治抱负。拙笔以为,《岳阳楼记》称誉滕子京是其重要内容,因为滕子京是先忧后乐这一精神的践行者,而范仲淹只不过是这一精神的传扬者而已。具体论述如下: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到庆历七年初调…     

“异”字的效应——漫谈《岳阳楼记》的构思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名家已有众多的评论佳作。狗尾续貂,我想换个角度说说文中的“异”字。《记》前面一段文字交待《记》的缘起:“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咏罢这段文字,深感范仲淹这篇《记》很难写。“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唐贤今人咏岳阳楼景观的诗赋刻在上面,让你再去写《岳阳楼记》,这不分明要和唐贤今人比个高低吗?唐贤今     

“越明年”到底指哪年——与人教版教参商榷

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几百年来不可多得的一篇记文。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开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那么,"越明年"是指哪一年呢?人教版八年级下册(2002年12月第1版,2004年11月湖北第2次印刷)《语文》教材注释写到:[越明年]到了第三年,就是庆历六年(1046年)。而     

"越明年"之"越"的考证

初中语文第五册《岳阳楼记》开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其中的“越明年”，课本注释为“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庆历五年（公元１０４５年）。就文中所述的情况及有关资料的记载可知，滕子京是北宋庆历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年）春天由甘肃庆阳谪守湖南岳州巴陵郡的。在第二年春天负责重修了岳阳楼，竣工后便写信给贬官在河南郑州的好友范仲淹，并随附《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到了庆历六年（公元１０４６年）九月，范仲淹写成了这篇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     

字斟句酌 乐在其中——谈《醉翁亭记》的构思

<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当时作者欧阳修被贬官于安徽滁州. <醉翁亭记>名为记醉翁亭,可是处处记山水,而读者读来似乎句句在记亭,也感到作者似乎在抒发他的情感胸怀,由此可见作者构思的巧妙. 从行文上看,文章以"乐"起笔,以"乐"收笔,似散非散,可以说是欧阳修散文中的一篇格调独特的文章.     

庆历"太学新体"新论——兼论欧阳修对庆历"太学新体"的促进

学界通常认为北宋“太学体”是一种以“奇涩险怪”为主要特征的古文,然而北宋庆历“太学新体”反映的实际是科场文章的流弊,其中尤以律赋为代表。“太学新体”的形成与庆历科举新政有密切关联,欧阳侈庆历二年所作的《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则直接推动了“太学新体”的形成。被张方平指认应当承担责任的石介,则是欧阳侈“赋者,规谏之文也”观念的忠实贯彻者。张方平排抑“太学新体”主要针对的是形式逾制的科举程文。客观上却阻抑了古文的“载道”、“济世”精神在科场文章中的发扬。     

樵夫与《醉翁亭记》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推行“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获罪，被贬为滁州太守。在滁州任职期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作为一代文豪，欧阳修写文章向来追求用词精妙、简练而又通俗。《醉翁亭记》还留下了一段推敲文句的文苑佳话，为人们所传诵。     

论宋代古文家学记

宋人学记之名称、内涵与<礼记·学记>都有着极深的渊源.范仲淹"庆历新政"之"庆历兴学"是宋人学记兴起的直接原因;王安石"熙丰变法"再一次借助政治力量把学记创作推向高潮;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影响至巨,李觏、范仲淹、欧、曾、王、苏等古文大家之学记遂成"千古不可磨灭"之作,并形成了学记独有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轨范.     

从《丰乐亭记》看《醉翁亭记》之“乐”

<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脍炙人口,老少皆知,但对其为何而乐,却意见不一,看法颇多。有的人认为这是“与民同乐”,有的人认为这是“苦中作乐”,更多人认为这是“得山水之乐”,以为作者有娱情山水,悠闲自适的情调,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固然都有其正确的地方,但并不完整,有失偏颇。我们可以通过《丰乐亭记》看出这一点。 《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堪为姐妹篇,都创作于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降职知滁州时作。因此这两篇文章的思想是极为相似的,也就是,通过分析《丰乐亭记》,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在《醉翁亭记》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唐宋时期,许多文人兼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他们的信条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独善其身”则较多地受道家的浸染。欧阳修也是这样一位文人,思想也具复杂性,注意兼收各家思想。他认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古之学者非一家’(《与乐秀才第一书》)。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丰乐亭记》也有所表现,我们来具体分析这篇文章。 《丰乐亭记》中写到:“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以不致,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田亩衣食, 以乐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作者认为,滁州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是因为“?     

同年关系与北宋“庆历同年党”事件

“庆历同年党”事件是宋仁宗庆历初的宰相吕夷简为排击政敌宋庠等人而精心策划的一起“莫须有”的朋党事件。吕夷简利用了宋庠等人密切的同年关系及仁宗对朋党行为的忌讳心理,将宋庠与几位同年的私交关系指为朋比结党,从而以同年结党的名义将他们逐出朝廷。     

范仲淹的人才思想

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了一场政治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是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庆历新政”仅仅搞了一年左右就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范仲淹在改革中所显示的丰富的人才学思想,也为后代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朝政日益腐败,处境十分窘迫的时期。当时,官吏选拔晋升制     

古诗文中的名楼

岳阳楼 在今湖南岳阳市洞庭湖畔西门城楼上，共三层．精构细筑。气势宏伟。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阔。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赋诗．自尔名。”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时重修，并嘱范仲淹撰《岳阳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