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都城中外文化交流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北魏洛阳寺院建筑的作品,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作者以大量笔墨描写了洛阳对外交往的繁盛景象,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通过其书,可了解当时北魏洛阳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与繁荣.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缠绵婉约一往情深--从《西洲曲》看南朝民歌之特色及影响

南朝乐府民歌，其数量较北朝民歌多，然十之八九都是情歌。所渭“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其中抒情歌诗《西洲曲》（属《杂曲歌辞》）亦为描写男女情爱之作。它通过季节变换的描写，表达了一个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深长思念。歌辞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宛转动人，呈现出成熟的艺术技巧，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     

从南北朝山水散文看南北文风的融合——以《水经注》和南朝山水小品为例

南北朝散文,尤其是山水散文的发展和成就不容忽视。在文学领域中,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渐趋增多。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为代表的＂北朝三书＂和南朝梁吴均等为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分别代表了北朝和南朝的山水散文的发展成就。南北朝散文在文字运用上、表现手法上以及造语和修辞上都有着共同之处。南北方的散文在互相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渐趋同,为山水散文的发展和勃兴积累了可资借鉴的丰厚财富。     

谈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看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文化交流

孔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一直铭刻于每个人的心中,当然每个行动都隐含着思想的驱动和当时当地文化的熏 陶,那么本文将采用比较法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具体分析当时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和对外的交流.     

生活之软与言词的硬度——从马铃薯兄弟的写作看新世纪诗歌的一个侧面

中国新诗进入新世纪后面临一个特殊的境遇,就是网络的迅速兴起与渗透。受网络激发而获得了灵感的诗人马铃薯兄弟,其诗歌写作具有网络时代的某些特征:语词轻盈,句式柔软,注重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描摹。其趋向于口语的写作风格彰显了这一类型诗歌的可能与难题:如何在对口语的甄别中挖掘其内在的诗性。     

五四时期的几次"娜拉"事件与知识者的众声——从一个侧面看五四思想的多重面相性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现代文学史中,"娜拉"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文围绕现实中的几个"娜拉"事件,讨论知识分子们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在言说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公共空间中,表述了对"新女性"的理想性创造.而知识群体的分歧和启蒙的内在裂隙也由此显现.     

从理欲观的演进看徽州文化与时俱进的一个侧面--以朱熹与戴震理欲观比较作剖析

理欲观是儒家对天理和人欲关系的看法,将理欲作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立的范畴加以讨论的始于宋代.朱熹认为天理人欲不两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戴震对所谓后儒持批判态度,否认理欲对立,而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从朱熹到戴震理欲观的演变,是由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徽商也随之兴盛.正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作为徽州思想文化代表人物的朱熹和戴震,在理欲观上的演进,体现出徽州文化与时俱进的一个侧面.     

"林下风气"与"闺房之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儒家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观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从《世说新语》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女性史上独树一帜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产生正是魏晋时期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以及其崇尚才智的审美风尚和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的反映。     

论北朝后期文学与南朝文学的融合

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由南入北士人的增多,以及北朝统治者在文化策略上的选择,使得北朝后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南朝文学短暂的逆动之后,走上了吸取和借鉴南朝文学的道路,并为隋唐文学的南北融合奠定了基础。     

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

唐代南衙泛指以宰相为首的朝官集团，北司是指以神策军中尉和内枢密使为首的宦官集团。两大集团势力的消长对唐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北司势力的膨胀和南衙势力的削弱，导致南衙对北司的依附，使唐中后期外朝士大夫集团对宦官势力的制约大大削弱，是宦官专权局面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业和职责：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文化教育

居于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将传播儒家文化、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职责。他们不仅在义学、书院、文庙、会馆的兴建过程中,或捐助资金,或负责办理,或为寒士捐助生活费和学费,而且亲自投身到地方社会的教育活动之中,为清代陕西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魏晋南北朝舟船发展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舟船发展异常迅速，其整体发展状况表现在：舟船的名称、数量和型制、装备和装饰以及其活动范围；不同种类舟船的发展表现在：行船有了一定的发展、游船开始少量出现、运船有了较大的发展、商船发展颇具规模、战船发展迅速；舟船迅速发展的原因是，战争方式变化的结果、造船技术的提高、内陆水路交通的拓展和商业发展。     

汉唐时期北方胡汉饮食原料之交流

汉唐时期,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饮食生活特点。而饮食生活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也就构成了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客观基础,而同处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更为各民族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一方面是兄弟民族,特别是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饮食原料(汉唐人称之为胡食),纷纷传入内地,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汉唐人民的饮食,成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农业文明,这对提高胡族的饮食文明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魏晋隐逸颂刍论

隐逸颂的兴起是魏晋社会政治黑暗和士人们深感迷惘失落而从儒家人格向道家人格转变的产物,是士人们灵魂的寄托和生命历程的追求,而这样一代又一代生命历程的追求和积累,便逐渐孕育和促进了中国文化中一种以自然、朴素为主导的关学风格和出世的高雅情趣的形成。     

试论汉魏南北朝墓志的语言研究价值

汉魏南北朝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献,在语言上它也有着不同于传世文献的独特内容、形式及价值。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阐释其语言研究方面的价值,希望能为汉语词汇学、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     

南唐及北宋前期艳情词新质素

南唐及北宋前期的艳情词与花间艳情词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在群体的创制中显现了“新质素”和“新趋向”。南唐及北宋前期艳情词写出了艳情的深意。潜入了词人的主体意识,具有以雅笔写柔情的审美倾向。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类型与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吏民救济、宗族救济、宗教救济等,其主要特征是:宗族、地方官吏与社会互助组织是民间救济的主体;宗教组织的社会救济带有浓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民间救济以物质救济为主,精神救济为次.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当突出,是社会救济的主体,显示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国家救济仅在灾荒特殊时期才显示出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与组织优势.     

关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牡丹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有野生牡丹的生存、且分布区较广;在认识上已将牡丹从芍药中分出,并科学地确立了它的分类位置;野生种类已被人们采集作为药物,其适用病症与加工方法的研究亦有所发展;东晋南北朝时牡丹成为观赏植物并被引种栽培;其品种的初步分化,约出现在南北朝末期和隋代初期;牡丹原生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利用、栽培牡丹、并培育出其观赏园艺品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