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红尘观评介

<正>所谓“红尘”，旧时指繁华的文明的社会，也泛指人世间。佛教红尘观就是佛教对人世间的看法，是佛教对社会人生现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它集中体现在佛教的基本教义中。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宣传“四谛”和“十二因缘”。这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讲红尘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摆脱苦的道路。佛教对红尘人世的看法是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一     

论吕澂对佛教积极人生论法理依据的阐释

吕澂认为 ,佛教的人生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论 ,积极人生主要表现为人类特有的“向善意欲” ,而“向善意欲”的根源正是佛教所讲的“缘起”。就具体的缘起理论而言 ,业感缘起论、受用缘起论和自性缘起论分别是与个人自由、社会变革和圆满人生相对应的。因此 ,佛家对于宇宙人生实相的分析 ,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 ,而是出于对现实人生实践的指导 ,主要是说明人生追求“善法欲”的合理性。吕对佛教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发 ,其实质是想借此实现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     

荒诞·痛苦·死亡——论海明威的悲剧人生观

海明威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悲剧小说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失败”、“空无”、“痛苦”、“死亡”等思想。文章通过三个方面：世界的荒诞性,人生的虚无和痛苦以及死亡意识,来分析海明威的悲剧人生观。简要分析基悲剧人生观形成的原因。     

论吕潋对佛教积极人生论法理依据的阐释

吕溦认为，佛教的人生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论，积极人生主要表现为人类特有的“向善意欲”，而“向善意欲”的根源正是佛教所讲的“缘起”。就具体的缘起理论而言，业感缘起论、受用缘起论和自性缘起论分别是与个人自由、社会变革和圆满人生相对应的。因此，佛家对于宇宙人生实相的分析，并不是出于理论本身的目的，而是出于对现实人生实践的指导，主要是说明人生追求“善法欲”的合理性。吕激对佛教经典中“微言大义”的阐发，其实质是想借此实现传统佛教的现代转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谈魏晋风度的魅力所在

魏晋风度的魅力在于它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落实到现实中,则表现为魏晋士人对于生命的真挚热爱和对于人生的深情关怀;体现在文学中,则形成了“诗缘情”的基本特征。     

佛教对唐寅诗歌的影响

从唐寅与佛教的关系及唐寅诗作的佛教思想入手 ,剖析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佛教的“人生即苦”与“诸行无常”观念对唐寅心态的影响 ;二、禅宗的修行方式与教义促使唐寅建立了“及时享乐”的人生价值取向 ;三、佛教的仁义顺从与唐寅个性中谨小慎微的层面相契合 ;四、唐寅并非接受了佛教的全部思想 ,而是有所取舍与变异。     

“梦”与谢灵运及其诗文

谢灵运在他为数不多涉及到"梦"这一关键词的诗文中,有对中国传统"梦来自于神灵"观念的继承,有对"梦"的一系列契合现代梦心理学的思考,更有从佛教"果报观"出发对佛学义理的学习,进而对"人生如梦"的"空无观"的理解、继承和实际运用。谢灵运对"梦"的理解和思考是多元的,但其最多的感悟仍然是对佛家"梦"观的理解和接受。这种般若观照的"空无观"是在长期困顿和不顺的现实生活中慢慢形成并渐进变化的(从"空逝"到"空无"),反映了他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下向佛教的移情转向,并由此影响到隐居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     

“像”与印度佛教雕刻艺术的变迁

印度佛教雕刻是以各种“像”为主要载体，不同时期的“像”具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其造像依次经历“无像”，“隐像”及“有像”三个阶段；艺术风格依次经历希腊化风格、古典主义风格、巴洛克风格，印度佛教雕刻风格的形成受到佛教教义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佛教与唐寅诗歌思想内涵

本文试图从唐寅与佛教的关系及唐寅诗作的佛教思想人手,剖析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内涵。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佛教的“人生即苦”与“诸行无常”观念对唐寅心态的影响;二、禅宗的修行方式与敷义促使唐寅建立了“及时享乐”的人生价值取向;三、佛教的仁义顺从与唐寅个性中谨小慎微的层面相契合;四、唐寅并非接受了佛救的全部思想,而是有所取舍与变异。     

佛、道的对立与统一——简析《红楼梦》的宗教文化

佛教和道教一直以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红楼梦》就体现出了佛教的“空无”观念和道教的“崇阴”思想,佛与道建构了《红楼梦》的整个宗教文化。我们通过对《红楼梦》具体情节中所蕴涵的宗教文化的简要分析,揭示出佛、道的对立与统一使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思想文化远远超越了其各自所能表达的范畴,也体现了作者最终的宗教导向意义所在。     

浅析印度"信缘文化"特征及其对印度人生活方式的影响

印度“信缘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主要是以印度佛教、印度教为精神支柱,并且融入、影响着世俗社会的文化。“信缘文化”具有宗教性、全民性,以神话和口头传说为载体,引导今世行为规范和追求来世幸福等特征。同时,“信缘文化”对印度人的价值观念、日常生活、时间观念等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佛教因果报应思想

因果报应思想是佛教的基本理论之一。佛教认为,众生在未达到“神界”之前,总是循着“十二因缘”所指的因果链条,始终处在生死流转、类劫轮回的痛苦中。生死福祸,富贵贫贱,都是报应。人们的思想行为作“业”不同,所受果报亦自不同。这一宗教迷信思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谈小乘佛教的哲学观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时,从佛教中分化出来的小乘佛教（即南传佛教）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成为一支有影响的佛教教派。小乘佛教教义源于原创的经典教义,但在内容及教义阐释上,佛教的活动形式上都与大乘佛教有别。基本教义中将经典中的“四谛说”、“十二因缘说”、“三法印”等总括为“四真谛”、“八正道”的内容。与大乘佛教相比其教义更具有世俗的成份和唯物的哲学观。首先,小乘佛教在教义中并不把佛教宗教化,对释迦牟尼也没有神化,而是视为教祖、传教的老师。在教义中传述这位佛教始祖出生时并不把他提升为…     

从入世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李叔同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心态略探

李叔同从入世到出世的大跨度转身,从人生历程的角度,是在强烈的生命意识、强烈的“人生欲”引导下的对更高更远的人生境界的攀登,他的大致人生轨迹是富家子弟的纨绔人生、风华才子的艺术人生与高僧大德的宗教人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是他对中、西、印（佛教）文化的一种选择,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青春时节以“出国”为形式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1918年又以“出家”的形式由西学转向佛学。弘一法师留下了“悲欣交集”的临终遗书,其“欣”主要是在“内圣”层面,是在个体心灵的内在超越方面,是在人生意义的追寻上,是因为“小我”获得了灵魂的安顿与超越的归境;其“悲”主要是在“外王”层面,是悲悯苍生之悲。     

《野草》主题的佛学解读

《野草》主题隐含着一个与佛学苦、空观相吻合的逻辑层次。在现世苦难的打击下,鲁迅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佛学无常无我价值观促使他走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空无状态。由空开拓出生命的抗争之路,承担起现世世界扫滞除执、反抗绝望的责任是《野草》哲学的关键。诗文吸收佛教勇猛精进的精神,同时消解了佛教因果轮回的唯心思想。     

《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

《天主实义》基于天主教之天主论批评了佛道所谓的空无宇宙论,以及佛教的“我”或佛观念,由于对佛道的基本态度是“易”,致使《天主实义》的天佛（道）对话表现出否定的性质。尽管如此,对话也揭示了中西两种宗教思想的根本差异。     

印顺人间佛教的"人间"三义

印顺的人间佛教内涵的歧异是其思想受到置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印顺佛学中,“人间佛教”的“人间”包含了六道中的人界、世俗社会和胜义的大乘世间等三层含义,而并非只指称其一。印顺的人间佛教的“人间”三义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克服现实中佛教的某些弊端,充分显示出印顺佛学针砭时弊、当机摄化的特点。     

湖南禅宗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化基因——兼论湖南禅宗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禅宗思想中,蕴涵着关爱自然、敬畏生命、追求和谐的生态美学智慧。其文化基因主要包括哲学、伦理和民俗三个方面。其哲学基础是佛教的“缘起论”与“无我论”。其伦理基础是佛教伦理中的善恶观与业报论。其民俗基因是南方巫文化。湖南禅宗不但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湖湘文化（主要是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更大的影响。     

论李商隐诗中的佛教“四苦”之叹

在佛教看来,人世的真相,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苦”字,人身是受苦的载体,人生是苦难的历程。晚唐时代,社会动荡,在佛教最基础的“苦谛”理论中“人生是苦”的教义便深深的切入到了晚唐诗人的心灵,诗人李商隐在无论在生理还是在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苦”,如果说晚唐的诗人都是在“苦”中成长起来的,那么李商隐就是其中体验这种“苦”最深刻的一个。     

实学与本体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价值取向论衡

明清实学对心性之学的排斥,内含着反本体论的倾向。这一价值偏向为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所普遍坚执。但这一偏向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深层限制之一。它不仅与实用经验传统有关,而且渊源于泛“实”化的中国儒学文化主流;其社会原型则是政教合一的伦理实体。这一实体不仅限制纯粹科学精神。而且收摄超越性的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与佛道“空无”及西方超越性宗教相区别的泛“实”特质。建设现代马克思主义本体论,不仅是真正实现发展科学与经济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目标的理论前提,而且是完善民主、提高民族精神境界、主体性地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化基本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