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现实建构

文化研究在欧洲和北美的缘起和发展因其不同地域和国家而有不同的脉络和取向。而在当代中国，由于仍存在相当广阔的文学空间，因而文化研究更多的朝着文学的文化批评方向发展。但要建构纯粹本土化的文化研究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对中国学者来说，根本问题在于对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作出应答，并在此过程中提炼与生成自己的文化批评理论。     

反乌托邦小说的传承与发展

扎米亚金的《我们》被看作反乌托邦小说的开篇之作,乔治奥威尔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坦言《1984》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的影响。而作为典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乌托邦小说——《白银时代》又是在《1984》的影响下写成的,所以三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所具有的传承性是不可否认的。本论文将从情节和叙述语言两大部分入手,探讨三部小说之间的反乌托邦文学的共性。同时研究在中国特殊时代背景下,《白银时代》作为经典反乌托邦小说对前两者的超越与发展。     

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

乌托邦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对当代乌托邦出路的探讨,在当前中国社会,具有理论认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格非系列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表现了以陆氏家族三代人为主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以及失败的最终命运,对中国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情结予以现代审视;对乌托邦的一些核心理念,比如平等和自由,予以辩证思考;对乌托邦的当代走向寄予期盼。当代社会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展望,其实是对于人性复苏的期盼。抛弃虚幻的天国梦想,着眼当下人性建构,这是当代乌托邦的希望之路。     

卡尔·波普尔的反乌托邦思想批判

进入20世纪以后,反乌托邦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卡尔·波普尔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尤其激烈.他认为:乌托邦工程的哲学基础和立足点是站不住脚的"本质主义",它蕴涵着通往极权主义的危险因素.卡尔·波普尔对乌托邦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问题,他对乌托邦思想也存在一些误会.事实上,卡尔·波普尔仅仅是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而已,它并不能构成人们去反对乌托邦的充分理由.甚至,在他的思想里,依然存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从“隐身的江南”到“春风里的荒寺”——格非乌托邦思想轨迹刍议

乌托邦是格非小说中上世纪的核心问题,也是格非窥探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的窗口。在《人面桃花》及后续作品中,格非的乌托邦书写跟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乌托邦式思想至《月落荒寺》中的无乌托邦式思想,格非的乌托邦书写从先前偏离社会问题转变为突出社会现实,并借由怀疑乌托邦的存在问题,反思社会的存在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的乌托邦之旅--论意象的想象空间与民族神话的构建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在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这一主题之下进行的。新诗的意象恰恰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团体对未来民族国家风貌的设定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然而在政治权力的角逐和迁移中，诗歌所预设的民族神话并不能真正反映知识分子的意愿。而是受社会权力的操控一次又一次遭到刷新与改写，最终成为政治的附庸与牺牲品，完成了一次沉重而漫长的乌托邦之旅。     

论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兼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

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与乌托邦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泽东着眼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 ,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 ,深刻地论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作用 ,阐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征 ,并成功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促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乌托邦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简单的批判和摈弃。     

乌托邦寓言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与现代性勘探——论格非“乌托邦三部曲”

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相继出版,引发文坛热议,“乌托邦”与“知识分子写作”成为格非小说评论的两个关键词。格非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难题“失实求似”式的书写和寓言化的反思也成为批评界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格非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和出路等问题的思考,并可以从其建构的乌托邦寓言中开掘出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症”的精神传承和嬗变。     

对人类走向成熟的期待——《发条橙》的乌托邦功能研究

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是他最具盛名、也最惹争议的一本小说,虽然被大部分畅行西方的乌托邦文学录所收录,但关于它在乌托邦文类中具体归属,研究者们却难有定论。本文尝试从乌托邦文学的功能角度解析《发条橙》,并与西方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文学的发展进程进行对比,以期凸现出伯吉斯乌托邦小说的独特性。     

论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与古典希腊理想化

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与近现代西方古典希腊理想化的思潮相契合,两者在寻求构建理想健全的人性和发展现代艺术上的思路与途径具有某种相似性与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湘西乌托邦想象是近现代西方古典希腊理想化思潮在中国的现代回声。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深入分析论述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乌托邦世界所表达的人文追求-9艺术追求,可以为我们重新审视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乌托邦世界提供一个新的向度。     

中西方想象中的乐土:乌托邦与桃花源

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开创了西方乌托邦传统,为西方人打造了一片精神乐土,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乌托邦概念。西方的学界对于西方之外是否存在乌托邦一直有争议,国内对乌托邦的研究也一直使用西方的定义与标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片精神乐土,它也是引起西方学界对中国是否存在乌托邦文学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分别将二者置于各自的历史、哲学、宗教背景中,不难发现二者都是作者在面对不堪的现实时,用想象力创造出的精神乐土,但是《乌托邦》面向未来,而《桃花源》回归上古世界。想象力是道德之善的工具,而艺术有助于实现这种道德之善。想象中的乐土存在于艺术中,它能够陶冶情操,拯救感知麻木不仁的状态。     

《乌托邦》对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几点启示

莫尔所构想的乌托邦社会,其政治制度是民主政体,其经济制度是没有私有财产、在内部也没有金钱流通的全民公有制;乌托邦的城市构想体现了科学的城市规划理念;乌托邦社会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社会,这对我们国家的城乡建设有很好的启发;乌托邦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婚姻方面,乌托邦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采取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莫尔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设想,作为对现实社会弊端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原则的启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对于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仍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隐逸精神乌托邦:桃花源——重读《桃花源记》并诗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是中国文人的集体隐逸精神乌托邦,引发无数文人墨客遐思.从虚构与想象理论诠释<桃花源记>并诗引起的想象混乱,阐明其政治影射和隐逸精神乌托邦建构的用意,对全新理解<桃花源记>并诗有着重要意义.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解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全新中国”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构想,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从其乌托邦意识形成和表现来看,农民子弟身份和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强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和革命生活中的乌托邦色彩,直接影响到《讲话》“政治文本的文学想象”品质形成;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看,《讲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次文学艺术方面具体出演,演绎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与展望,服从于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想象;从20世纪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讲话》所包含的乌托邦意识表现在对民族国家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共鸣式叠合的理性诉求,是对历史的自行展开过程的一种高清度的把握.毛泽东借用乌托邦思想所显示的不满现存、指向未来的努力,使《讲话》文本和全新文学实践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追求.     

人类历史的演进可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读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有两种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的功能为维护现行秩序，后者则为反对现行秩序。人类历史的更替和演进在观念的维度上可表达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振荡，当乌托邦取代了意识形态之后，自己亦相应地变成了意识形态，并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     

从奥斯维辛到审美乌托邦--浅析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源起及特点

本文从外部文化思想背景回溯阿多诺审美乌托邦的起源，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层面分析审美乌托邦的回忆特质，并追寻回忆对象，最终发现：审美乌托邦的源渊就是“奥斯维辛”对阿多诺的隐秘刺痛。     

中国传统休闲观中的乌托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休闲观是中国人集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及精神追求为一体的生活哲学，展现了古人试图摆脱当时混沌状态、憧憬理想生活的反思与实践。乌托邦精神启迪了人类心智，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其美学向度帮助人类消解了现代性悖论造成的各种精神苦恼，引导人类摆脱内心浮躁、超越自我，在实现个体内在精神升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休闲观与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休闲活动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体精神家园的完满，它本就是一个异域的、理想化的乌托邦，二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化的构建是其内涵互通的桥梁。当代人受困于现代性悖论，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和情感危机，一些人盲目地为摆脱一种混沌状态而追求休闲，对休闲精神实质缺乏深刻的体认，如若能自觉将一切休闲活动的反思置于乌托邦视域下，对休闲观中蕴含的乌托邦意蕴重新阐释和评价，将在帮助当代人摆脱精神贫瘠、实现个体生存价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乌托邦视域中的旅游本质再认识

旅游与乌托邦都是颇有争议的概念,但是旅游所包含的审美和精神愉悦两种元素,所蕴含的人类生命自由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健康的乌托邦精神所包含的理想主义和超越批判的精神有助于消解现代性悖论带给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危机,这些却是不可争议的。把对旅游的研究置于现代性和乌托邦相互观照的视角下,对旅游的本质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在乌托邦的视域中寻求旅游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由此来说,旅游是通往乌托邦的桥梁,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异域的理想化的乌托邦,是旅游者的精神家园。健康的乌托邦精神启迪旅游者的心智,美学向度的"畅神"使旅游者在批判现实中消除现代性悖论造成的苦恼,摆脱内心的浮躁,探索自我,超越自我,以乌托邦的方式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升华。     

从中国乌托邦到空想社会主义——西欧现代性成长中的乌托邦转型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所激活,使西欧哲人凭借对中国的想象批判现实,表达变革社会的要求,形成了乌托邦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中现代性的分裂,又使这种乌托邦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乌托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保持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有其局限性也有不可否认的意义。     

重新认识和评论乌托邦思想

重新认识乌托邦思想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史及其各种社会潮流等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当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只有正确的认识乌托邦思想,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目前社会的走向。乌托邦思想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它的最大特点是世界性、群众性和历史的悠久性以及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性。这种同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美好的思想,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从哲学上讲,乌托邦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所谓的＂革命的乌托邦＂是对＂乌托邦＂含意的附加和曲解,其本质仍然是乌托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