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母爱故事:瞬间的抉择

那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才5岁的儿子一起到动物园玩。当时,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正准备将黑熊搬到室内过冬,已经将笼子外侧的铁丝     

汗水浇出果满园

那是1992年夏天,因为在驻地广播电台发表了两篇连自己都叫不上体裁的小文章,我幸运地被上级选送到驻地报社学习。谁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连一篇稿子也没上。正当我垂头     

六舅

张善曾,我六舅。六舅排行第五。这听起来有点蹊跷。当年我外婆连生四女,无子。后来外公娶了满族的二外婆,隔年就生了我六舅。因为"五"字与"无"谐音,为图吉利,才叫六舅的。     

小镇人家的故事

<正>我的家乡安亭,是一座美丽富饶的江南小镇,也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始了,虽说展馆都在市区,但小镇上处处都悬挂着世博标语,张贴着展馆的介绍,世博的辐射效应也在我们这个镇子上如火如荼地展现了。就说说我们这一家子吧……先是我的太外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太外公很早就去世了,太外婆已经80多岁,住在小舅公家。     

我在澳洲做公务员

正1990年1月7日下午,我告别家人登上去香港的班机,当时并没有中国至澳洲的直达班机,经过中转才于1月8日到达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澳大利亚墨尔本,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海外求学生涯。从最初艰难的打工求学生活,到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最终获得澳洲国籍,经历了很多故事,特别是在澳洲从事公务员工作,并尝试步入政坛,特别值得一记。被"分配"当上公务员我得到在堪培拉做联邦公务员的职位时,已在墨尔本生活了五年。对我来说,那是脱胎换骨的五年。记得刚来墨尔本时,我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穷学生,靠在当地做蓝     

追思万国公墓

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万国公墓。记忆中,去万国公墓就像远足,是件开心的事情。我们一群小孩,跟着外婆孙继璋,外婆手里拎着篮子,里面是香、纸钱、锡箔,还放着供我们吃的点心,就这样,前呼后拥地跳进万国公墓的大门。那是春天,清明节,满园都是亮灿灿的迎春花。春风拂面,蓝天白云,安静的墓园因为我们这一群而变得活泼起来。我喜欢看一座座墓碑上的照片,尤其是照片上那些面容姣好的女孩,于是看了又看,不以为人已逝去。那时候还不懂生离死别,没     

《军事记者》领我走上新闻路

算起来,我结识《军事记者》已有17个年头了。那是在1991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入伍才两个多月。一个星期日,班长带班里其他几个新兵到街上买东西,只留下我和另     

镀着阳光的“金项链”

那是一张永远无法定格在胶卷上的脸,那是裱在摄影家心底的一张照片。那是一群贫苦交加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因为我的摄影家朋友略懂得一些非洲语言,所以争取到了随同新华社记者去索马里难民营采访的机会。他一直有那样一个愿望,要用相机记录下难民们一个个水深火热的日子,唤醒全世界的善良来拯救这样一群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们,他们有黑色的皮肤,有褴褛的衣     

一次失职的采访

要吃新鲜黄鱼,还是到海那边去。20多年前,到过一个海岛,主人好客,一日三餐,餐餐海味鱼鲜,美酒佳肴,一吃就是十来天。但物极必反,后期也感到倒胃口了。倒胃口的不仅在黄鱼,还有那次海岛采访给我留下的不愉快回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参加的一个报道组,根据总编辑从一份市属县红头文件上提供的线索,去采访一个渔岛党支部艰苦创业的先进事迹。那时报刊上“假大空”的宣传已经引起读者反感,人民需要鼓实劲的报     

那一年,我的结婚新房

时光飞逝,今年的9月28日我就结婚30年了。夜下挑灯,独自一人回想起那一年为了结婚而建的新房,让人回味,难以忘怀。手中有我保存至今的一纸收据为证:那是一张1982年8月7日开具的收据,内容为"旧木板300斤,金额30元",收据上"成都锦城汽车修造厂青年服务社"的     

秧歌队

每月总有几天晚上,在外交部大楼对面的街道上,一大群中老年人在昏暗的路灯下忘我地扭着秧歌。 我曾经在东北体验过这种令南方年轻人匪夷所思的舞蹈,所以我并不吃惊。那是1995年,吉林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城市一到早晨5点多,几乎全市的老老少少都赶到公园去锻炼了,主要就是扭秧歌。欢乐颂一响,     

总有一所大学埋葬青春

清明在愚人节之后。晨起天虽不美,半阴不晴,却也无雨,是个好天。十九岁远走他乡的人,在他乡没祖坟可祭。这么多年在他乡,我在京读书十年,工作则长春一年,上海两年,北京一年,广州五年,重新返京以来,父母从老家搬来与我同住,所谓家,于是就是我在北京的寓居。于我而言,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祖父母和外公故去有年,祖辈老人唯有八十多岁的外婆健在。在母亲的描述里,外婆肩能挑背能驮,脚能从几十里远的乡下健步到小镇上的家,找时在故乡的我父母吃两顿饭,得一点实惠,再步行回家。     

一位沪漂创业者的酸甜苦辣

<正>从"北漂"到"沪漂"套用一个时髦的说法,我也是个新上海人。我的家乡远在甘肃,父亲是西北人;上海是我母亲的故乡。因为父母工作都忙,我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上海读的,直到1984年高考前夕才回到家乡甘肃。上海于我而言,可谓生于斯,长于斯,是比自己故乡更亲切的地方。高考成绩优异的我,以当地高考状元身份,于1984年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8年当我大学毕业时,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刚刚起步。因为看到了计算机行业的无限前景,就一心想利用所学,在北京搞出点名堂。于是,我留在了北京中关村,开始编软件、开电脑贸易公司,照现在流行的讲法是当北漂、搞创业。因     

天路时从梦中来

又见到青海湖.已是32年之后的2006年仲春之际。四月里.寒着的高原已经有了隐隐的暖意.从冰封里解放了的不尽的波浪,正从远远的夕阳下面.急切地向我扑来。那是在22岁的年纪上,作为修建青藏铁路的一员.就与这片湖泊朝夕相守了。那样一个"革命"的年代.还有飘泊不定的生计与事多抵捂的现实迫着.心上也就有了一     

悠远的怀念——忆老社长翁少峰同志

那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当我向翁少峰同志的遗体鞠躬告别时,我在心中默念:“一位看着我长大的老首长走了……”翁少峰同志是原《河南大众》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从1951年到1956年,我作为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记者娃”和“编辑娃”,曾受到这位老首长的亲切关怀和培育.     

侧耳旁听“钓大鱼”

每当翻开自己作品的剪报夹,心中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中,尤其是那篇刊登在工人日报七版头条的《襄樊工务段“民心工程”聚“民心”》稿件,其采写经历让我终身难忘。记得那是1998年2月的一天上午,我到党委书记程卓的办公室里送丈件,当时,程书记正跟几个支部书记谈工作上的事,谈着谈着,程书记说的一个故事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武汉有一个企业的工会主席到     

青春舞兰台激情写人生

我曾经闹过一个笑话,那是在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因为有暑期社会调查的任务,我到家乡县档案馆查阅一些资料,去的次数多了,便与一位老档案员混熟.     

情况发生变化怎么办?

一九五五年,我到东海县采访一位特等劳动模范。那是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冒着初春的寒风,一早从县城海州     

冷暖人生

镜头一：重庆忠县，一个忘了名字的小村庄的田梗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2003年2月的某一天。我们扛着机器一脚深一脚浅。     

奥运报道的大局策划

说到奥运对中国媒体,尤其北京媒体的意义,可能已经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来描述了,因为在机遇前面加任何形容词都不为过。对《竞报》来说,还多了一层含义,它赋予了《竞报》生命,而对我而言,那是一个记者职业生涯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不敢说以后会不会有超越这段经历的事情,但是这段经历已经让我迈上了人生路上一个新台阶。